在西晋时期荆州和扬州只是西晋的普通方镇，在当时并无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西晋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还是以河洛地区为主。
“八王之乱”过后，西晋朝廷元气大伤，晋武帝司马炎苦心经营的中央禁军在内耗之中元气大伤，而匈奴人刘渊则趁此机会在离石要塞揭竿而起由此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序幕，而大量的穷苦百姓不得不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被迫向南迁徙，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为“永嘉之乱”抑或者是“衣冠南渡”。
而当时南迁百姓的落脚点往往都会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当时东晋的政治中心：扬州，另一个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荆州。由此这两个地方的身价开始由此水涨船高，成为东晋政权为此依靠的两大支柱：
这两处地方都聚集了大量的流民，对于人口不发达的古代，有人才有一切可能，造就了其独特的地位。这两个地方都处于抗击北方胡人的最前沿，因而两地都驻扎了不少的军队，也造就了其独特的军事地位。东晋的都城是建康，而建康又地处扬州，也故此赋予了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也因此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经营东晋朝廷是格外的重视：扬州刺史一般都由皇亲国戚或者司马家族的亲信来担任，这也是世家门阀为了缓和皇室和门阀之间的关系而做出的让步；而荆州刺史一般都由朝中威望较高的大臣或者地位尊崇的大臣去担任，外加上由于地处抗击北方政权入侵的第一线，担任荆州刺史的人往往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
可是东晋门阀世家联合执政的政治生态就注定了荆、扬二州的不稳定：
一个是利益上的摩擦：当外任的大臣在荆州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基础之后就会对扬州形成窥伺；而扬州的门阀也对外放的门阀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往往会对外放荆州的大臣们多加掣肘。另外一个居安思危的一种思想：扬州地处长江中下游，荆州地处长江中上游，可以说荆州势力的强弱直接关系着扬州的安危。纵观东晋一朝，荆州和扬州之间的摩擦一直不断，也让东晋朝局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每一次荆扬之争背后东晋都是一次次不太平的较量，直接影响着东晋朝局。
东晋时期的荆扬之争荆扬之争的序幕：司马睿的反扑，王敦觊觎皇权而引发的“王敦之乱”
第一次荆扬之争是由“王敦之乱”拉开序幕的，但是我们从史书之中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这一次荆扬之争背后的矛盾焦点是什么：
第一次叛乱是王敦不满司马睿利用刁协削弱世家的利益而叛乱的，这一次叛乱众多世家因为不满司马睿的举动故大多数都是持默认态度，故而这次叛乱的焦点是司马睿和世家之间利益之争。第二次叛乱是王敦鉴于第一次叛乱之后而引发的，此时的王敦几乎掌握天下所有的军事力量，因而开始对皇权有所觊觎，但是这一次众多世家都不希望改变这种局面，故而这次叛乱则是以王敦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次争斗的背后可以说完全是王敦的野心驱使。第一次荆扬之争随着王敦的死去而告终，但是就算是如此，荆扬两地的矛盾并未得到缓解，由于王敦开了这个先例，故而在此之后众多世家对出镇荆州的外藩都极度猜忌，王敦死后荆扬地区的矛盾反而是愈演愈烈。
第二次荆扬之争：琅琊王氏和庾氏家族的较量第二次荆扬之争的焦点围绕在庾家兄弟以及琅琊王氏、何充等人之间，庾家兄弟和王敦不同，对于皇权他们没有太多觊觎，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便太平无事，利益上、权势上的各种冲突都是荆扬之争矛盾的焦点。由于庾亮的失误导致引发了“苏峻之乱”，其被迫出镇荆州，而荆扬之争再一次在东晋上演，当然与前次矛盾不同，这一次的矛盾焦点大多是利益上的争执：
北伐一事上的矛盾：而以王导为首的众多世家持反对态度，当然王导的反对并非仅仅是因为利益上争执，此时北强南弱，庾亮在军事上无特殊才干，故王导也是从实际角度去考虑北伐一事。在继承人位置上的矛盾：当时晋成帝病重之时，庾氏兄弟为了其能够保持血脉上的关系上疏晋成帝立司马岳为帝，这对于庾氏家族来说自然是利大于弊，而对世家来说庾氏和皇室的关系越密切，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因而晋成帝、晋穆帝继位风波也可看作是利益之争。琅琊王氏与庾氏家族的矛盾：王导死后，王家第二代独挑大梁之人几近凋零，而当时王允之则成为了王氏最后一个能够扛起琅琊王氏大旗之人，而王允之自然成为了庾氏兄弟的眼中钉，为了排除异己，此一时期甚至爆发了庾怿下毒害王允之事件，最终为了平息众怒，庾怿被迫自杀。由此可见以庾氏家族为主导的荆州势力以及王导等人为主脑的扬州系虽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彼此间的明争暗斗也是极为激烈的。故庾冰、庾翼相继病逝后，扬州集团为消除庾氏家族在荆州的影响力，驳回庾氏家族继续出镇荆州的请求，为了消除庾氏家族的影响力，改以桓温担任荆州刺史，也又一次引发了荆扬之争，而东晋荆扬之争由此进入了最高潮。
第三次荆扬之争：纵观桓温一朝桓温初时担任荆州刺史一职是世家为了消除庾氏家族在荆州的影响力，故而世家找了一个门第不算高大且与皇族关系密切的桓温来担任。当时朝野都认为这一安排极为合理，唯有熟悉桓温的刘惔持反对态度，他清楚地知道桓温的才能以及桓温的野心。
果不其然在消灭了成汉之后，桓温已经暴露了其政治野心，其欲凭借声望改朝换代的野心也昭然若揭，接着我们试着从史书之中分析这一次荆扬之争的焦点：
北伐之事上的矛盾：或许很多人认为桓温北伐只是为了赚取其政治野心，但是笔者认为桓温北伐也有收复故土的愿望，从第三次北伐看到遭胡人蹂躏的故土发出的感慨可见其并非只是一个野心家。但是无论桓温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其北伐成功与否，对世家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北伐成功其将会进一步获取声望，北伐失败损失的还是世家自身的利益，故而荆扬矛盾的冲突焦点都是在北伐一事上，而派遣殷浩牵制桓温只是一个手段，而桓温进军武昌也可看做是对于世家反对其北伐的不满。桓温的野心造成了诸多矛盾：自灭成汉之后，桓温的野心已经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本希望是靠着北伐赚取声望从而完成嬗代之举，但是北伐的失败让他声望大跌，因而他不得不采用胁迫的方式逼迫东晋朝廷，故而才有了桓温废晋废帝之举动。但是此举却也把他彻底逼到了世家的对立面，谢安、王坦之为首的门阀则对其奋起反击，而这也造就了荆扬之争时局的动荡。但是桓温比之王敦到底冷静不少，虽然明知谢安等人在其背后做的小动作，却也不得不认命。桓温死后桓氏家族的继承人便更为桓冲，其继任之后自解扬州才让自桓温时代开始维持数十年的荆扬之争至此结束，而谢安也才有足够的精力整肃东晋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