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就把定义精神疾病看作是一种权力。他认为精神疾病能够定义谁正常、谁不正常；谁需要被改造，而谁有权力改造人；谁应该呆在人群里，而谁应该被孤立、被排除出人群外……他甚至把整个文明进程看作是「理性」通过定义精神疾病来压制「非理性」的过程。
社会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对个人权力的尊重和对其他权力的限制，对个人身体支配权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几十年前精神病学家还曾把同性恋纳入「性变态」的范畴，而今天，哪怕是在中国，如果所谓的「精神病患者」不愿就医，别人想要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住院也是难上加难。
从这个角度杨永信就是一个反文明的存在。
关于网瘾前两年很多国内的专家确实纷纷扬扬地讨论过一段「一周上XX小时」就等于网瘾的诊断标准。其实这些专家的意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你有病，而我有药啊！」所以很多人通过卖药就成了一方富豪。
假如网瘾的标准只是停留在全国几个不三不四的科研讨论会，我觉得这并没有问题。这是社会赋予专家的权力。
但是任何权力都有边界，而杨教授把这个权力无限地延伸，甚至延伸到了人身支配的程度。他不仅觉得自己有权力改造他人，而且觉得自己能用任何手段来达到治疗的目的。从采访看他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反而深信自己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偏执到这种程度了，假如我也能动用定义疾病的权力，我就会把他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并跟杨教授说一声：「杨老师，你生病了，得治啊！」
杨永信的治疗网瘾的系统，我觉得应该看作是一个通过身体惩罚、精神洗脑、树立权威来向家长贩卖虚假希望的邪教组织。
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愿意好好学习或者工作、不听父母的话，沉溺于网游的来访者。这些父母偶尔也会动「把孩子送到哪里去改造改造」的心思。从家庭治疗的角度，孩子的问题是整个家庭的问题，一般都会从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互动模式着手。但是在一些家长看来，明明是「我的孩子」出了问题，为什么要把「我」也概括到问题里？他们一方面很着急，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承认他们对问题也负有某些责任，甚至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们是家庭里的权力成员，他们也愿意把问题定义在孩子身上。
更多的父母则是无助。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办法用尽才找到杨教授，或者其他所谓做「择差教育」的机构。他们那个年代，经历过「社会改造」的洗脑，对社会改造和人权压制总有些不切实际期待，以为老实了，就是好了。你怎么想不重要，只要你听话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