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钱钟书经典散文名作，供大家欣赏。
钱钟书经典散文名作欣赏：一个偏见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魔鬼在但丁《地狱篇》第二十七句中自称：敝魔生平最好讲理。可见地狱之设，正为此辈;人生在世，言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当然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也是偏见。依照生理学常识，人心位置，并不正中，有点偏侧，并且时髦得很，偏倾于左。古人称偏僻之道为左道，颇有科学根据。不过话虽如此说，有许多意见还不失禅宗洞山《五位颂》所谓偏中正，例如学术理论之类。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漠了，我们圆睁两眼，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得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顾到旁边还有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譬如说柏拉图为人类下定义云：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可谓客观极了!但是按照希腊来阿铁斯(Diogeneslaertius)《哲学言行论》六卷二章所载，偏有人拿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博马舍(Beaumarchais)《趣姻缘》((MariagedeFigaro)里的丑角说：人是不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我们明知那是贪酒好色的小花脸的打浑，而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偏宕之论确说透了人类一部分的根性。偏激二字本来相连;我们别有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假使我们说：人类是不拘日夜，不问寒暑，发出声音的动物。那又何妨?
禽啭于春，蛩啼于秋，蚊作雷于夏，夜则虫醒而鸟睡，风雨并不天天有，无来人犬不吠，不下蛋鸡不报。唯有人用语言，用动作，用机械，随时随地做出声音。就是独处一室，无与酬答的时候，他可以开留声机，听无线电，甚至睡眠时还发出似雷的鼻息。语言当然不就是声音，但是在不中听，不愿听，或者隔着墙壁和距离听不真的语言里，文字都丧失了圭角和轮廓，变成一团忽涨忽缩的喧闹，跟鸡明犬吠同样缺乏意义。这就是所谓人籁!断送了睡眠，震断了思想，培养了神经衰弱。
这个世界毕竟是人类主宰管领的。人的声音胜过一切。聚合了大自然的万千喉舌，抵不上两个人同时说话的喧哗，至少从第三者的耳朵听来。唐子西的《醉眠》诗的名句山静如太古，大概指着人类尚未出现的上古时代，否则山上住和尚，山下来游客，半山开饭店茶馆，决不容许那座山清静。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天籁是能和寂静溶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一是二。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禽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来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鸣噪，琐碎得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鸟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地向寂静来试锋口。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富于弹性了，给禽鸟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满。雄鸡引吭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静上划下一道声迹。慢慢地我们忘了鸟啭是在破坏寂静;似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家小儿的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或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宿雾见了朝阳，破裂分散得乾净。人籁已起人事复始，你休想更有安顿。在更阑身倦或苦思冥想时，忽闻人籁噪杂，最博爱的人道主义者，也许有时杀心顿起，恨不能灭口以博耳根清静。禽兽风涛等一切天籁能和寂静相安相得，善于体物的古诗人早已悟到。《诗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下文就说明有闻无声;可见马嘶而无人喊，不会产生喧闹。《颜氏家训》也指出王籍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有闻无声的感觉;虫鸟鸣噪，反添静境。雪莱诗《赠珍尼一个回忆》(ToJane--ARecollection)里，描写啄木鸟，也说鸟啄山更幽。柯律立治(Coleridge)《风瑟》诗(EolianHarp)云：海声远且幽，似告我以静。假使这个海是人海，诗人非耳聋头痛不可。所以我们常把鸦鸣雀噪来比人声喧哗，还是对人类存三分回护的曲笔。常将一群妇女的说笑声比于莺啼燕语，那简直是对于禽类的悔辱了。
寂静并非是声响全无。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所以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Doveilsoltace)。寂静可以说是听觉方面的透明状态，正好像空明可以说是视觉方面的寂穆。寂穆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使道德家听见了良心的微语(Stillsmallvoice)，使诗人们听见了暮色移动的潜息或青草萌芽的幽响。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唯其人类如此善闹，所以人类相聚而寂不作声，反欠自然。例如开会前的五分钟静默，又如亲人好友，久别重逢，执手无言。这种寂静像怀着胎，充满了未发出的声音的隐动。
人籁还有可怕的一点。车马虽喧跟你在一条水平线上，只在你周围闹。惟有人会对准了你头脑，在你顶上闹--譬如说，你住楼下，有人住楼上。不讲别的只是脚步声一项，已够教你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每到忍无可忍，你会发两个宏愿。一愿住在楼下的自己变成《山海经》所谓刑天之民，头脑生在胸膛下面，不致首当其冲，受楼上皮鞋的践踏。二愿住在楼上的人变像基督教的安琪儿或天使，身体生到腰部而止，背生两翼，不用腿脚走路。你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刖足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顾到你是罗登巴煦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
闹与热，静与冷，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在阴惨的地狱里，太阳也给人以寂寥之感。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叔本华《哲学小品》(ParergaundParalipomena)第二百七十八节中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把偏见来代替。那时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会闹的动物，你也曾踹过楼下人的头，也曾嚷嚷以致隔壁的人不能思想和睡眠，你更顾不得旁人在说你偏见太深，你又添了一种偏见，又在人生边上注了一笔。
钱钟书经典散文名作欣赏：窗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AQuoirventlesjeunesfilles)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riel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总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见，还得寒喧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那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接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训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我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该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希《论谋杀后闻打门声》(OntheknockingattheGateintheMacheth)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邮差每天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上面说过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减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跟凯罗(Gottfriend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许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带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彷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Eckermann)记一八三○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带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镇天镇夜不关的。
钱钟书经典散文名作欣赏：吃饭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辩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国家分成三等人，相当于灵魂的三个成份;饥渴吃喝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份，等于政治组织里的平民或民众。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籍口，彷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罗马诗人波西蔼斯(Persius)曾慨叹说，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传授人以技术(Magisterartisingeniquelargitorventer)。这个意思经拉柏莱发挥得淋漓尽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赞美肚子的一章，尊为人类的真主宰、各种学问和职业的创始和提倡者，鸟飞，兽走，鱼游，虫爬，以及一切有生之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为了肠胃。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作痴梦;咱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饭睡中觉，就是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赞美诗，把上帝比作一个伟大的厨师傅(dergrossSpeisemeister)，做饭给全人类吃，还不免带些宗教的稚气。弄饭给我们吃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翁。这样的上帝不做也罢。只有为他弄了饭来给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挣钱养家的父亲，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着吃饭的孩子;这一点，当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而父亲们也决不甘承认的。拉柏莱的话似乎较有道理。试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们把茶饭来向它祭献，它还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毕竟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赏。人生就因此复杂了起来。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法书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优裕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气节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彷佛玷污清白，决不肯再进口。精细到这种田地，似乎应当少吃，实则反而多吃。假使让肚子作主，吃饱就完事，还不失分寸。舌头拣精拣肥，贪嘴不顾性命，结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舌头也只能像李逵所说淡出鸟来。这诚然是它馋得忘了本的报应!如此看来，吃菜的人生观似乎欠妥。
不过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彷佛一只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Roastpork)和苹果泥(Applesauce)、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份，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到现在他们亲热得拆也拆不开。在调味里也有来伯尼支(Leibniz)的哲学所谓前定的调和(Harmoniapraestabilita)，同时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协，譬如胡椒和煮虾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乐里，商角不相协，徵羽不相配。音乐的道理可通于烹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论语》上记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虽然在《乡党》一章里颇讲究烧菜，还未得吃道三昧，在两种和谐里，偏向音乐。譬如《中庸》讲身心修养，只说发而中节谓之和，养成音乐化的人格，真是听乐而不知肉味人的话。照我们的意见，完美的人格，一以贯之的吾道，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追随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那一大段，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孟子曾赞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这里的文字也许有些错简。其实呢允许人赤条条相对的柳下惠，该算是个放任主义者。而伊尹倒当得起和字这个和字，当然还带些下厨上灶、调和五味的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