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令狐冲、杨过、郭靖、小龙女、乔峰、韦小宝、赵敏、黄蓉、任盈盈、郭襄、胡斐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东方不败、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另外金庸的武侠世界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侠”，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金庸侠义英雄的民族大义，是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汉民族和周边民族互相争斗、交融的历史。民族间的矛盾来源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也源于不同的信仰和教化。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民族气节从来都是放在首位的。在国家敌对中，政府的软弱格外刺激民间的信心，而作为民间力量的精英，侠便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民众和志士仁人的理想。 侠的民族大义表现在为国御敌——这本是军人的本份，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布衣之侠”，更是责无旁贷。
民族大义的本质是一种忠诚，是对历史、对社会的忠诚，扩大开来，也是对家人对朋友的忠诚。一个侠士若不具备这份起码的忠诚，就丧失了自己所赖以寄身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