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创造经济奇迹但为何文化没有崛起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国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有没有文化上的崛起？显然没有。中国崛起了经济生活富裕起来了，但既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也没有使得本国的老百姓更幸福。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气。不过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人们必须提问，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中国还能提供什么呢？能够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吗？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答案是显然的。从内部说经济上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旧道德体系的解体，新道德体系又是怎样的呢？没有道德体系，社会难以生存。从外部来说缺乏一种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体现的价值体系，经济崛起往往被视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一种威胁。中国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新的思想和价值，只好求助于孔子，办孔子学院；而孔子学院又被简化成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办孔子学院的人还是从事其它媒体传播的人都不知道，他们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王赓武先生把今天中国的崛起称为第四次崛起。历史上中国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认为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人们也把中国的再次崛起称为复兴。既然中国崛起过，人们可以从崛起的历史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诸如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根据王先生的看法，第一次崛起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即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汉朝。在汉朝中国的影响力到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汉朝周边的很多国家进口汉朝的商品和技术，主要是丝绸、纸张、陶瓷以及陆军和海军技术。在这个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和文化。汉之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四分五裂为几个动荡不安的小国。但7世纪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响力传播到了日本和东亚其它地区，维持了近300年，这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于汉朝。唐朝的强大和其外在影响得益于其高度的开放。唐朝不仅文化上开放，政治上也开放，被西方学者称为开放的帝国。佛教的传播和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定居，这两种影响的强大混合力塑造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显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开放也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盛时期。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由此实现了第三次崛起，持续了约400年。这期间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这与前两次相比要逊色得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家江河日下。尽管明朝加强防御，仍不断遭到来自周边的侵袭，并最终被满族人所征服。虽然建国之初的清朝非常强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后的统治中却更多地延续了明朝的保守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衰落下去。1840年，强大的英国进攻中国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缺乏创新气魄的崛起今天中国的崛起，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像汉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没有汉那样的制度创新，也没有唐朝那样的开放和文化崛起。唯一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尽管经济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当开放，文化基本上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在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没有内部的文化创造力。今天中国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复明朝的悲剧，即在国家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明朝在体制和思想上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端。当时中国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都比任何国家都具备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能力的象征，而在东南沿海异常猖獗的海盗，则是民间海洋能力的象征。但没有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王权庇护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杀了中国通往海洋国家的道路。文化崛起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远远被低估。汉唐的崛起在于文化，其最终衰落也在于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对经济甚至政治产生严重的制约。从内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会有制度上的创新，最终必然导致封闭和衰落。从外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光有经济上的崛起和与之相关的军事化，就会被视为是霸道和威胁，从而恶化国际关系环境。文化没有随着经济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尽管人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和文化同时崛起的案例（汉唐），但也可以观察到经济崛起没有导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两者不是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同样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创造，都是在极其贫困状况下进行的。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倒是呈现出复兴的情景。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不同的集权模式，二是开放。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权力涉足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多年来这些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沦落成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也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完全不可能。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政府的政策在于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国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太少的资源用于创新。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创新。在中国最荒唐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其实政府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郑永年：中国创造经济奇迹，但为何文化没有崛起？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国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有没有文化上的崛起？显然没有。中国崛起了经济生活富裕起来了，但既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也没有使得本国的老百姓更幸福。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气。不过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人们必须提问，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中国还能提供什么呢？能够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吗？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答案是显然的。从内部说经济上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旧道德体系的解体，新道德体系又是怎样的呢？没有道德体系，社会难以生存。从外部来说缺乏一种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体现的价值体系，经济崛起往往被视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一种威胁。中国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新的思想和价值，只好求助于孔子，办孔子学院；而孔子学院又被简化成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办孔子学院的人还是从事其它媒体传播的人都不知道，他们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王赓武先生把今天中国的崛起称为第四次崛起。历史上中国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认为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人们也把中国的再次崛起称为复兴。既然中国崛起过，人们可以从崛起的历史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诸如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根据王先生的看法，第一次崛起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即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汉朝。在汉朝中国的影响力到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汉朝周边的很多国家进口汉朝的商品和技术，主要是丝绸、纸张、陶瓷以及陆军和海军技术。在这个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和文化。汉之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四分五裂为几个动荡不安的小国。但7世纪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响力传播到了日本和东亚其它地区，维持了近300年，这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于汉朝。唐朝的强大和其外在影响得益于其高度的开放。唐朝不仅文化上开放，政治上也开放，被西方学者称为开放的帝国。佛教的传播和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定居，这两种影响的强大混合力塑造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显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开放也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盛时期。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由此实现了第三次崛起，持续了约400年。这期间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这与前两次相比要逊色得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家江河日下。尽管明朝加强防御，仍不断遭到来自周边的侵袭，并最终被满族人所征服。虽然建国之初的清朝非常强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后的统治中却更多地延续了明朝的保守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衰落下去。1840年，强大的英国进攻中国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缺乏创新气魄的崛起今天中国的崛起，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像汉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没有汉那样的制度创新，也没有唐朝那样的开放和文化崛起。唯一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尽管经济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当开放，文化基本上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在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没有内部的文化创造力。今天中国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复明朝的悲剧，即在国家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明朝在体制和思想上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端。当时中国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都比任何国家都具备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能力的象征，而在东南沿海异常猖獗的海盗，则是民间海洋能力的象征。但没有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王权庇护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杀了中国通往海洋国家的道路。文化崛起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远远被低估。汉唐的崛起在于文化，其最终衰落也在于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对经济甚至政治产生严重的制约。从内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会有制度上的创新，最终必然导致封闭和衰落。从外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光有经济上的崛起和与之相关的军事化，就会被视为是霸道和威胁，从而恶化国际关系环境。文化没有随着经济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尽管人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和文化同时崛起的案例（汉唐），但也可以观察到经济崛起没有导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两者不是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同样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创造，都是在极其贫困状况下进行的。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倒是呈现出复兴的情景。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不同的集权模式，二是开放。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权力涉足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多年来这些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沦落成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也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完全不可能。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政府的政策在于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国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太少的资源用于创新。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创新。在中国最荒唐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其实政府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政府高度依赖，结果便是文化的衰落。对那些想保持一些独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政府对抗，造就了另外一种与政府相对立的文化，也是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挑战政治现状成了这个群体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文化创新（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和文学）在中国本身不被政府接受，还会经常受到排挤，而在西方则被人们所叫好，把此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崛起。如果从一个客观立场来看，无论是政府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创造，还是为了反政治现状而从事的文化创造，都很难走向文化的崛起。实际上无论是政府方面的政治化，还是反政治现状的政治化，都在最大限度上制约着中国的文化崛起。政治本来应当只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社会大部分空间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权和专制，只要政治权力具有边界，文化创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毋庸置疑如果中国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从官僚体制中解放出来，把文化人从政治官僚过程中解放出来。只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中国的文化才能崛起。作者郑永年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作者：郑永年】(编辑：文静)关键字：郑永年中国经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