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十种文化的交融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弯边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总面积1.1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个方面融合而成的。
1、 海河文化天津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天津城市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河海交汇形成的水文化。以此为滥觞又派生出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说：“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义。水文化的流动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天津从村落开始，就借助与水密切相关的鱼盐之利而发展；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天津又和黄河、长江水系相连，南粮北运以及盐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河海交织的航运码头，从而促进了漕运、商业、贸易的发展。天津在明清两代是拱卫京师之门户、河海转运的枢纽、贸易繁茂的商埠。在当时粮、盐贸易为其两大经济支柱，而鱼、盐是天津两项重要的财源。
2、 城厢文化老城厢是天津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从建城以来，直至20世纪20年代，老城厢始终是天津市的中心区。1901年，城墙拆除，在原址建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老城分四个居住区，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区地势低洼，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贱，西门贫”之说。城厢文化属于上层儒雅文化，如果说：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记载中的第一座官署园林——浣俗亭（筑于户部分司官署内），开创了天津上层儒雅文化建设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门额——“拱北、定南、安西、镇东”——和鼓楼上津门诗人梅宝璐撰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则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风鼎盛、名流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庙、问津书院、会文书院、中营小学等为天津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严修、张伯苓、林墨青、刘宝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有名人故居多处，如著名书法家华士奎、实业家范竹斋、古文字专家王襄、教育家马千里、书法家孟广慧、小说作家刘云若等人的故居。还有大院宅第多处，如仓廒街徐家大院、北门里卞家大院、东门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门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东门里杨家大院等
3、 寺庙文化有些学者认为，从信仰习俗层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因而说“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城”。天津妈祖文化虽地位显赫，但并不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在天津，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以及外来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后宫为代表的妈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庙和祭祀关羽的武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阁、吕祖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以望海楼、老西开教堂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这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状况。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发展时间不长，传统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罢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缚力；二是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土著人口较少，故而风俗与信仰处于混杂和互不相扰的局面。旧时天津民间信仰多种神灵，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门，孤独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惧灾祸的避祸心理，加之各地移民来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间宗教传说，就形成了天津民间的多神崇拜。随着文明普及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庙为名的街巷，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却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和记忆中。
4、 移民文化《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5、 军旅文化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火气暴烈，甚至“逞强好斗、滋事挑衅”的风气。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形成了早年青帮、脚行、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