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开始，伴随着低沉的大提琴声，横轴的长镜头展示了车站的破败景象，车站一片狼藉，遍地都是废弃的皮箱、家具。Tutli-Putli女士背负着行李在车站等候，沉重的行李使她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忽然间远处传来汽笛声，一列火车飞驰而过，气浪的冲击让她差点站不稳脚跟。火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在影片中是现代社会的象征。Tutli-Putli女士上了车，无助的看着窗外，眼神里充满了不安，密闭的车厢令人感觉异常的阴暗、色调压抑，这象征着理性霸权对人的禁锢。
在晦暗的车厢里，乘客们都在自扫门前雪，目光的交汇反而加剧了彼此间的陌生与疏离。市民社会的出现早已使共同体生活趋于瓦解，社会分工使人们不得不受限于一种被塑造出来的自我认同，人们放弃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身事务。于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消失了，代之以精神上的重重隔膜。
列车上有一个孩子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叫做：Howtohandleyourenemies（如何收拾你的敌人）的书，公共领域瓦解了以后，理性霸权通过各种规训机构对人们的身份进行划分和定位，并根据这种身份限定安排了不同的事务，生存压力和社会舆论的鼓噪使人们将这些事务列为自己的首要事务。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去适应规训权力所限定的各种理性化的标准和规范，标准的单一化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连一个幼小的孩子都不得不学习这种斗争技巧。
现代化不仅无情地吞噬了孩子的童年，还强化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依附关系。Tutli-Putli女士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满脸横肉，目光凶狠；他的性骚扰令Tutli-Putli女士感到不安。这个场景很明显在暗示现代社会的两性关系结构，人类历史的整个理性化进程由男性主导，于是男性成为了现代规训机构的管理者，而女人则被排斥在理性化进程以外。男女两性在理性化进程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决定了双方在理性时代权力结构中的不同位置，男性得以确立其对女性的统治，而统治的终端则在于性。理性化的进程使男人被塑造得更理性，更具攻击性，这正是规训机构对其管理者的职业素质需求，影片用一个画面展示他在打网球时孔武有力的样子，很明显是为了刻画男性的这种攻击性。
现代人生活在危险之中，却自以为安全，在现代社会，人类被纳入了一个庞大的理性化系统，人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由机器决定自己的存亡，影片开头那盘随着列车的颠簸变换棋局的国际象棋就暗示了这一点。理性化的系统看似完美无缺，运转自如，但是一旦系统的某个环节出现故障，便有可能导致系统的全面瘫痪，甚至因系统的崩溃而引发大灾难，影片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夜幕降临了，火车停了下来，乘客们都陷入了梦乡，却不知道人体器官走私团伙早已蠢蠢欲动。
绿色的烟雾从车厢底下冒了上来，利用列车轨道设计的漏洞，通过制造一起交通事故葬送全车人的性命，然后摘取尸体上的器官拿去贩卖，这正是走私团伙打的如意算盘，全车唯独Tutli-Putli女士还醒着，恐惧使她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分外敏感，唯有某项事物对人构成威胁时，人们才会去试图了解它，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少数人才能觉察到潜在的危机，从而因恐惧而试图寻找摆脱危机的路径。可规训权力通过对人群的划分将这类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以外，使他们无法对社会进程产生任何影响。当看到“危险”的警示牌与窗外晃动的黑影时，Tutli-Putli女士本能的感觉到情况不妙，可势单力薄，手无缚鸡之力的她所能做的唯有拿过一把破伞摆出反抗姿态。在黑夜里列车拖曳着耀眼的火焰冲向前方，全车人和一头站在轨道中间的牡鹿同归于尽，唯一清醒的Tutli-Putli女士也一同葬身火海。
影片到这里其实可以结束了，但制片人似乎不愿让人们感到绝望，影片的末尾，Tutli-Putli女士进入了梦境，她的鞋上沾着油污，孤身一人奔跑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她摔倒在车厢的尽头，一只飞蛾从她眼前飞过，并幻化为天使。作为车厢中唯一一个鲜活的生命，飞蛾寄托了人类摆脱理性霸权、实现自由的期望。也许唯有激发个体的生命意志，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才是人类的救赎之路。
可现实是残酷的，影片末尾，镜头前是一片黑暗的森林，Tutli-Putli女士和所有乘客早已长眠于此，被人偷去了器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