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是春秋时齐国的名臣,他足智多谋,清正廉洁,大公无私,被委任为东阿地方长官。只任职三年就有好多人四处告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包括其手下和身边左右的人,都告晏子治理东阿不力,没有政绩,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齐王召见他说,我也无可奈何,虽然我知道你有本事,但众怒难平,只有罢免你了。晏子很严肃地立下军令状,保证能让齐王在全国听到晏子的好名声。三年后果如其然,齐王很高兴,大宴群臣,就要提拔重用。这时晏子向大家说,过去三年,我尽全力为老百姓做实事。修路筑桥动用民力,整顿社风,那些懒惰的人怪我劳民伤财,那些行为不轨的人不喜欢对他们整顿;因为审理案件时不听权责打招呼,他们来东阿,我也从不迎来送往,搞超规格接待,他们对我意见很大;身边左右的人、还有亲戚里道求我帮忙,我总是公事公办以致他们得不到好处,也非常反感我。整整三年都是这样谁会有好名声呢?后来三年,我万事不管,一心对上迁就,忙于应酬,也不搞什么实事,身边的人有要求,我都尽力设法满足。三年下来天下人都说我是一个好官。其实前三年要惩罚我,那正是我应该受到表彰奖赏,现在要提拔我,正是我应该受到惩罚呀!同一个晏子,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三年,因为作法和效果截然不同,前后评价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实在令人深思。
首先晏子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考核完全是自上而下,由职位最高的齐王一人说了算,“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作为现代的领导干部,与晏子一样,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所不同的是晏子作为旧时代的官吏,他代表的是君王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全然不顾老百姓;而现代的领导干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老百姓,全然没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干部的评价,就能以之为鉴,从我们的干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既不能让少数人定了终身,又不能因为为群众做了事情而误了真正的好干部。要准确考核一名干部,必须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彻底打破由少数人说了算,而应由群众,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说了算。
正常情况下民意测验得票最多的一般是群众公论好、受欢迎的,但也绝不能唯票选人定政绩。做人和做事是两码事,前三年晏子光做事不管“做人”,而后三年光琢磨“做人”而不去做事,结果前三年“票少”,后三年“票多”,做的事多,得罪人多,“不合格”、“不称职”也就多了;不做事,当好好先生,同流合污,没有不利的名声,既轻松自在,又能重用提拔,只苦了百姓群众,得“优秀”票当然不少。那么怎样才能解除这一怪现象干扰?就在于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听真话,听逆耳的话,听反对的话,即使反对意见是少数,也决不可轻易否定,只有深入群众,看是不是真正体现和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事实说话,分析社会议论和群众的话是不是一回事,这就决不会被假象所迷惑,决不会被那些恶意散布的流言所蒙蔽。
其次对干部的行为,要多方位,辩证地看,不能用同一标准评价不同的干部所作的不同的工作,不可听一面之辞或受众口一词的影响。比方说评价独断专行、作风不民主,实际上有可能是事业心、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精神强或对下属要求严格。有的因为环境过于困难而工作难见成效,这就要同德才平庸、不思进取区别开来;有的是改革过程中因某些政策界定不明,造成了工作失误,这就要同干部自身素质区别开来;有的注重基础建设,在培植发展后劲,这就要同只求一时政绩而牺牲长远利益区别开来。
另外第一年反映晏子有问题,应该马上跟踪考察,真是不行,没有本事也没有做正事,政绩也没有,早就要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肯定其优点,可以让他到合适的岗位上去,以适得其所。真是行尽全力做正事做实事,政绩突出,就不该有罢免决定。决不能因为告状的人多了,对他的印象不好了就随便作出决定。
评价干部是一面旗帜,选拔任用干部主要依靠对干部本身的评价,这项工作鲜明地反映着领导者的意图,有时正反映出用人现念、用人路线、用人标准甚至是个人好恶、亲疏恩怨、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