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术”又称“堪舆术”，它是我国古代一门十分博大庞杂的理论。《辞海》对“风水”是这样解释的：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一家的祸福，也指做住宅，相墓葬之法。《辞源》对“风水”的解释是：“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宫室、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我国的风水意识产生很早。椐现有资料推测,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到了殷周时期，已开始有了文字记载相地活动。周灭商后为了镇抚东方，开始营建东周洛邑。在营建洛邑之前，亦仅复勘察卜问而后定。《尚书·周书·昭浩》详细记载了此次定都的具体过程。可以说殷周是风水的孕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思想空前活跃，儒、法、道、墨、阴阳、八卦、五行等各种学说和主张争奇斗艳，互相争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战国七雄争霸，封建割据，竞相筑城。这个时期出现的《周礼》、《管子》、《考工记》等著作，总结了城市建设经验及选址理论。这些成果为风水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秦汉是风水术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内大规模的宫室营建为风水术的形成造成了物质前提，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孟喜、京房等人的易理论为风水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东汉时期的神学影响下，在建筑中各种禁忌与迷信盛行。如“起宅盖房必择日”，“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已成为阳宅建筑中的规则。此时阴宅风水理论也渐渐形成，“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的认识，葬人不仅要选风水宝地，而且要选良辰吉日的观念，已普遍存在，成为风水术的内容。据司马迁的《史记·日者传》中所述那时的堪舆家（就是后世的风水先生）几乎都是专职的。这个时期有关风水的专著有《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周公卜宅经》、《图宅术》、《葬历》等。秦汉时期风水术已经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形成过程，因而也可以称为风水学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风水学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人们普遍感到难于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风水观念趁虚而入，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管辂，以占筮、相术、相蓦著称于世。又如晋代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曾相信墓人的话，葬已故父亲于卧牛地。这一时期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大融汇状态，玄学的兴盛和山水美学的发展，把风水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风水著作，如魏管的《管代地理指蒙》，南北朝王征的《黄帝宅经》等。风水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发生、形成、发展于中原地区。隋唐以前他主要流传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现在的客家地区，在当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风水术还没有流传到这里。风水术在闽粤赣地区的繁衍和发展风水术是随着客家先民迁入赣闽边区的。解除海禁以后，风水术也跟随着客家人的外迁，带到海外传到东南亚各地客家先民们远离了中原战火，来到地处僻远，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林菁深密，野象横行，鳄鱼肆虐，瘴气熏人，虫蛇出没的闽粤赣山区生活。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除了需要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精神外，还得有一些适应环境的办法，其中定居下来就是一个首要问题。可是闽粤赣山区地形复杂，溪河遍布，且多蛇兽侵袭，选择一块好的地方来建房安家，显然比中原平地复杂得多。因为风水术中的阳宅理论的宗旨就是追求房宅建筑选址的方位布局与周围环境大自然的协调统一，以保证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平和，所谓“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当时风水先生中有不少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他们有文化和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懂得天文地理，使用指南针、善于观察地貌、水质优劣。因而在当时风水术在客家先民们的定居生活和以后开发山区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讫求平安福荫后代的潜移意识之下，北方的风水文化便在客家新区生根、发芽、结果。这也是中原文化为主体向南扩散的必然结果。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所知，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人主要是杨筠松。杨筠松属唐末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他由长安来到赣南以后，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寻龙追脉，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并授徒传术，使风水术在赣南播延开来。关于杨筠松其人其事，《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详其始末，惟家口耳相传和方志的零星记载。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其理论的特点是主形势，定向位，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实际上就是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于山灵水秀之处。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杨筠松本人创作的风水著作并不很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书。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先生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历代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随着客家民系的发展，形势派风水术也迅速向广大客家地区播延。赣南等地风水术名流辈出，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被人请去外地看风水。《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列传的宋时江西派名流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刘潜为南康人，著有《地理诸说》行世。傅伯通奉曾被皇帝诏去相看杭州是否适合做都城。到南宋时并从“形势派”中衍生出一个新的的流派“理法派”由。王及等人创立。王及因科举失利，弃家浪游江湖，后居福建宁，利用其风水术为当地人勘测阳宅、阴宅，被称为福建派。理法派风水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即以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为四纲，讲究方位，特别是重视罗盘定向，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以定生克。明清时期形势派和理法派完成了合流的过程。此后至今客家地区的风水术士是既操罗盘以定向位，又重视龙穴位沙水的配合，再也没有什么形势派和理法派的区别了。风水术虽然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很盛行，但是历代的思想家们都曾经对风水术进行过批判。早在东汉时期，大思想家王充就持激烈的态度猛烈批判了风水术中的迷信思想。明朝的著名的思想家张居正反对风水术中宣传的“葬地能作人祸福”的迷信思想。他引用了《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话来批判了风水术中的迷信思想，说明了“人的凶吉祸福，都是本人所作所以为而招至的”。自古以来不信风水的开明人士很多，他们在自己的论著和言论中批判风水迷信思想。风水术对客家人的影响因为风水术这种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它的承传性。唐宋以来风水术更是日益兴盛，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很重视选择阳宅和阴宅。客家先民迁入粤闽赣三角区之前，这里的原住居民是古越族的后人--畲瑶族少数民族，他们崇信的是“巫文化”。在他们与北来的中原汉民发生融合时，也势必把“巫文化”的因子掺入客家文化中。这种“巫文化”跟风水术中的迷信成分完全合拍，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所以明清时期的风水术，受着宋明理学和客家地区“巫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并披上了浓厚的迷信的色彩。客家地区的风水术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它积淀着客家人的传统素质，成为客家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具有它的承传性和顽固性，这就是风水在客家地区兴盛的主要原因。从中原万里迢迢南迁的客家先民对“风水论”情有独钟，并且有着某深刻的历史根源。“风水论”中，首推“崇尚天地”思想完善。“崇天”：居所内专设香火坛位，逢年过节、初
一、 十五，烧香拜佛祖最勒：助香火将人的心愿带上“灭”与天祖相通，空是群众迷信者的心理因素。“尚地”：“遍投土地伯公，保佑饭长五谷杂粮，丰衣足食焚想成真。总之“风水论”初哀者是帮助人们合理选造屋场，实现“风水宜人，协调共生”倒良好愿望。旧时客家地区的人们，迷信鬼神信风水。城乡村各地普通建神庙，甚至有些地方的神庙比学堂还多，乡村里到处都有什么公王、沙官、井头伯公、树头伯公等。信奉风水术的人越来越多，每逢婚丧喜事，大小建筑，都要请风水先生勘察地利，择良辰吉日，自古至今长盛不衰。客家地区的人们，常为了求一个好屋址或墓穴，不惜长期供养堪舆师，以丰美酒食招待。这为先生招摇撞骗创造了适宜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些不懂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风水先生，靠背诵几句“地理口诀”欺骗那些真诚地希望得到适宜休养生息之地的人们，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伴随客家民系在闽粤赣边区整体成型，明清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很盛行。查阅文献资料：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云：“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有道之。”据吴兰修著的《南汉志》载：五代南汉皇帝刘岩于乾亨六年（公元945年），听信风水术士的话，前来程乡松口（即今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避灾。清代王之正编《嘉应州志》记载：“（嘉应各县）感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十年必启视，贮以瓦罐……甚至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坟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俗之愚陋莫此为甚。”“粤俗本尚堪舆，嘉应于风水之说，尤胶执而不通。往往因争一穴之地，小则废时失业，经年累月，大则酿成人命，家破人亡。”据《梅州传奇》一书所载清乾隆年间，嘉应州（今梅州）知州王者辅在职期间，精通堪舆曾经在梅州各地勘察风水。在此我们亦可以窥见当时客家地区风水术之兴盛。客家社会风水活动有的与争夺生存资源、争夺经济利益相关。有些地方则把风水术当作宗族群体斗争的一个策略。有人利用人们崇拜祖先，以建造祖先陵墓作舆论，挑拨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冲突、斗争，为害社会。客家社的一个特征是宗族组织很发达，并且有长久的传统。所有的宗族就是以同姓和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为基础的亲族组织，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它是处于社会末端的非正式权力组织。客家地区是以家业生产为主，水田和山林等对家民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资源。这些基本生活资源与住宅地、墓地一起，成为宗族间争夺对象的。从这些现对象说明，表现出了客家人的“风水”信仰，也是“风水”信仰的结果。古人不但为生者繁衍的选择地理环境建筑涵意风水的住宅，而且还十分注意为是死者选择葬地。在许多人看来生者都是在先辈的亡灵屁护下生存的。于是千方百计地为祖宗寻找佳的安葬地，似乎把先辈的躯体灵魂安到葬风水佳地，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永受其益，那些葬于地下的尸骨就可保佑他的子孙逢凶化吉，福禄寿康。这种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的影响下，使“卜葬”这种封建迷信活动盛行几千年的重要原因。宋朝是我国风水史上的高峰期。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与风水术中阴宅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在渊源上有共同之处，在本质上则是一致。这为阴宅风水理论的基本前提－－墓地位置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提供了一套圆通的解释，因而促进这一时期风水术的兴盛。迷信的“风水阴宅理论”，长期以来毒害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如风水先生在为你的祖宗择阴宅时。要是预言你家族中会出读书人，人们会把它当作一种“精神支柱”。父母、亲戚们对你产生很高的期望，对教育的态度就会变得积极。但是有很多成功者，在他的事业成功以后，他对人和社会并不怀有感激之情，他只有感谢“祖宗风水”。失败者也并不记恨社会，他只是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祖宗的风水不好”而死了心。人们把“风水”当作一种“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宿命的思想方法。我们在进行客家民俗田野调查中，建国前梅州城乡各地都有专职的风水先生，其中有些风水先生是文化水准高的人。建国后风水术和风水先生在客家地区渐渐失去了市场，这个时期风水先生们不敢公开活动。但是风水说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在偏僻落后的山乡农村，迷信风水术的不乏其人。有的人建房时先请人看风水，埋葬死者也要请人看看哪里合适作阴宅。十年文革期间禁止风水活动，风水先生们只能在暗中活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客家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普遍建造新住宅，沉寂了二十多年的风水活动又恢复起来。这些年风水文化兴盛一时，城镇的书店、书摊里的风水书籍摆满书架。新的一代风水先生应运而生，他们为人建阳宅、阴宅选址和设置房间等活动。这些风水先生有专职或兼职的，有些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有的人还借助计算机信息处理复杂的案例，甚至建构多学科、全方位的风水理论模式，使风水术向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风水术更广泛地深入影响了客家地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建筑中的风水理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明清时期梅州已经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各地普遍兴建文峰塔、水口塔。文峰塔多建在城镇附近，以祈文教昌盛、科官发达。水口塔建在河流的转弯处或交汇处，以镇水患。客家地方还流传着有些姓氏的祖屋和祖墓是风水宝地的故事和传说。在客家地区风水术在民居建筑上被普遍应用。如梅州围龙屋门前的池塘和屋后培植的风水林，屋内的厅堂、天井布局等。在客家地区风水术在民居建筑上被普遍应用。居住不但要能结合自然地理特点，而且还要具有兼顾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环境特色。如“在山能触沾山林运，近水能收水产财”，这大概是客家人创造的“以人为本”的居住环境车创造条件相结合的一个典型。还有一种“负阴抱阳”论，其核心是把人居环境看成是阴阴相抱的综合体，如山区客家民居，以“背山向阳（阻凭或开阔阳面）”为佳坩，认为有静靠（山）而纳日月精华之利；平原以“背有依托前有旷野”为宜，能形成动静相结合的空间有局。村居则以围龙（方形或半圆形）屋为典型，屋居与穿堂过厅（道）联结，形成一个循环气流体系，保证居室清新空气流通；大小不等的院零承接阳卷雨露、日月精华，有纲气通风的回环流层。而以“人居中心”的庭院小天地，又与周围乃至广袤的大天地相通：阴阳相抱而得盎，顺应自但是业兴的家居，历经几世风雨苍桑至今依煞可见。如客家民居门前的未坪晒谷，年节舞狮饭了人气；坪前鱼塘养鱼：年年有余兆头好，兼调节气候防火灾；坪前或过道有水井，生活取用方便；屋背祖公山林木茂盛，含养狄土，更有宗族人丁兴旺的象征等。自古至今《周易》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处的居住环境的风水论盛行于世，成为客家民居、民俗一大特色。应用《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建塔可为当地增设人造风景区，改变一个地方的自然景观，还可以满足于人们的心理需求。文锋塔和客家人祖屋前的功名楣杆（旧时凡考上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或四品官以上可在自己祖屋前竖立楣杆，因学位、官位不等规格也不同）相似，可以激励文人们的进取心，使当地成为一个崇文重教人才辈出的人文秀区。从而也说明了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居住的环境，来满够他的个人需求，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以此激发人的生机，经过自己努力帮助事业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