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增至46处。开封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到宋宁宗时已达120多万人。宋代城市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意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开封城内到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坊、酒楼、食店，而且还有晚上交易的夜市。城内还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叫做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今存写实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开封城的风貌。入元以后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继续保持着繁荣局面，而且随着运河的恢复和海运的开通，在运河沿线和沿海出现了一批非常活跃的城市。早在唐代出现的在大城市周围的定期草市墟市，到宋代已经普遍存在于大、中、小城市周围和一些村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易场所。许多草市逐渐发展成镇市，镇市发展为城市。
在宋代，居住在都城和州府、县城及市镇的居民称为坊郭户。坊郭户又有主客之分，有房产等生活资料的称主户，没有房产、依靠租赁房屋居住的称客户。手工业者、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及其子弟可以进入官立学校读书，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从宋代开始，土地商品化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国家不再拥有大量的土地，也不再对它所占有的土地实行均田制式的再分配，更不再对土地买卖进行强烈的干涉。居住在乡村的人户统称乡村户，也有主、客之分。乡村的主户是指占有土地、向国家交纳两税(土地税)的民户，客户是那些没有土地、没有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依靠租种土地为生的佃客。客户同地主的关系已经不是唐代以前那种人身隶属关系，而是一种经济性的租佃契约关系。元朝时汉人乡村社会的主、客制度并没有改变。
由于门阀世族的消亡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在婚聘上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择偶标准不像以前那样重门阀世族，而看重金榜题名之人；二是比较计较婚姻关系的物质财富。在宋代富商娶宗室女的现象司空见惯。元朝所统治的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在婚姻、家庭方面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
宋代服饰总体来说可分官服与民服两大类。官服又分朝服和公服。朝服用于朝会及祭祀等重要场合，皆朱衣朱裳，佩带和衬以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衣饰，还有相应的冠冕。公服是官员的常服，自位极人臣的宰执到一命之士通用，但各级服色有显著差异：三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朱色，七品以上绿色，九品以上青色(《宋史•舆服志四》)。公服的式样是圆领大袖，腰间束以革带，头上戴幞头，脚上穿革履或丝麻织造的鞋子。依照规定凡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高级官员，都必须佩带用金、银装饰为鱼形的“鱼袋”。庶民百姓只许穿白色衣服，后来又允许流外官、举人、庶人可穿黑色衣服。但实际生活中，民间服色五彩斑斓，根本不受约束。宋代妇女的服装，一般上穿衫，下着裙。衫多用轻薄质料织作，宫廷嫔妃多用黄色和红色，品官士庶之家则多用淡绿、粉紫及银灰、葱白等色。石榴裙是当时最流行的裙子。北宋末贵族妇女开始流行缠脚习俗。
宋代饮食文化有很大发展。北宋统一后首都汴京是南北饮食技术的交流中心。南宋时北方人大量南迁，汴京的饮食业也涌入杭州等地。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书记载，宋代食品名目繁多。高档的大型酒楼，如汴京的仁和店、会仙楼，杭州的武林园、熙春楼，饭、菜、酒一应俱全，店内长廊排阁，分有楼座及楼下散座，并有歌儿舞女演唱作陪。宋朝人普遍喜欢饮酒和饮茶。宋代全国各地名酒很多，张能臣《酒名记》记载北宋名酒近100种，《武林旧事》记载南宋名酒50余种。当时流行的酒类大致可分为黄酒、果酒、药酒和白酒(大烧酒)四大种类。皇帝以饮宴笼络大臣，文人以酒助兴作诗，士庶百姓婚嫁寿庆，也离不开酒。在饮茶方面宋人也颇为讲究，客人来时要用名茶招待，叫做品茗。当时太学生有一种茶会，聚集饮茶，谈天说地，成为一种联谊组织。由于饮酒饮茶习惯成风，婚丧待客都有专门的茶酒厨子及器物供人们雇用。除此以外在宋代城市中还有许多凉饮店，出售甘豆汤、漉梨浆、木瓜汁、沉香水、荔枝膏水等饮料。
道教和佛教仍然是宋代最主要的宗教。儒家的尊祖敬天、佛教的水陆道场、道教的斋醮法事，都被作为一种生活情趣而加以接受。但随着社会的变化，民间所崇拜的神灵对象有了新的内容。中唐以前在以荆州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受崇拜的关羽，自宋元时代开始成为全民信仰。城隍被人们奉为专门守护一座城市的神癨，其崇拜几乎达到与社神崇拜相等的程度。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盛行妈祖信仰。巫术仍然十分流行，施展于相宅和卜葬的风水术也风靡社会。
宋代社会华靡之风盛，享乐意识浓，一般士大夫的生活也极其奢糜。但仍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重振儒家文化的重任，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恪守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范仲淹、欧阳修号召士人重视名节，振作士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士大夫试图以“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个体伦理自觉来确立个人成圣成贤的道德追求。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们舍生取义，毁家纾难，临危授命。据《宋季忠义录》校订凡例所述，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英雄就有500多人。元代蒙古、色目人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沉湎于物欲，志在声色犬马，知识分子仕途不畅，穷困潦倒，士大夫放浪形骸，率性而行，老庄思想特别流行。他们沉湎于洒脱风流、清虚淡泊的精神境界，讲究闲适与随意。这种文化心态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