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天的时间里，10月13日下午发生在佛山南海的小悦悦事件让中国人心绪难宁。
这一天，先哲早已大加挞伐、今人尤有切肤之痛的“国人冷漠症”进行了最彻底的表演：面对遭面包车碾轧的两岁女童小悦悦，在长达近七分钟的时间里，18名路人居然熟视无睹、不闻不问，直至拾荒的阿姨陈贤妹将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
在见惯了老人跌倒无人搀扶等类似场景之后，按说我们对冷漠的承受力是大大提高了。但小悦悦事件还是激起了国人普遍的震惊和愤怒，对此有人从利害关系上分析，搀扶倒地者毕竟存在一定风险，而小悦悦事件中，经过的路人完全可以通过打电话报警等近乎零成本、零风险的方式进行援助。尽管如此惠而不费，那18名路人也不愿意选择，容忍的底线再低，那18名路人注定都没法通过。
这种分析言之成理。但从事件性质分析，面对倒地老人漠然置之的现象如果不是个案，其和在受伤女童面前的冷漠肯定没有质的区别，而且其中很可能存在一种因果联系。在一个社会里，当对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都已成为一个纠结的问题时，可以断言，发生小悦悦事件几乎就是一个必然，而且很难保证未来的一天，中国大地上就一定不会上演比佛山一幕更让人震惊的事件。
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法同意小悦悦事件是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在残酷的现状面前，再也不能装鸵鸟，必须承认当下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大幅滑坡是一个已成的冷峻现实，也必须正视连“扶老携幼”这样的基本公德都无法立足的社会基础。
谁应该为此而负责?无非有公民个体和社会两种指向，比较起来，指向社会是最容易的一种办法，也自有充足的理由。由于价值虚无、法纪不彰、道德底线失守、权势者带头不守规则，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全面失范的风险，与这种风险对抗，个体的力量的确难免卑微，同流合污乃成为最便当的选项。但也正因为这种办法太过容易，不仅使许多应该遭受谴责的人逃脱了道德惩罚，而且还常常让他们心安理得，并产生传导作用，使更多的人一边诅咒道德失范一边却又主动放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小悦悦事件之后，一位网友的留言很有代表性，“我们表现出的痛苦相当可疑，我们的咒骂缺乏内在的力量，我们的正义感从一开始就摇晃不已。当我们迫不及待地发表道德演说之后，我们是否真正愿意追随这种信念，为‘社会道德’的改变和提升尽绵薄却尊贵的力量?”
网友的考问十分有力，更在给人信心。每一名公民个体的力量诚然渺小，但却尊贵，而汇聚这样的力量，基本公德无法立足的社会基础才可能被一寸寸撬动。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我们再对社会痛心疾首，而社会本身终究无法反思和改进，使社会趋善，这副担子实际上仍然只能由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个体肩荷。一个能动的主体，其对社会的责任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来论，消极的层面，是洁身自好，积极的层面，则是绝不放弃自己追求更幸福更有尊严生活的权利，与一切恶和非正义抗争。公民对社会尽这种起码的责任，很多时候常常只需要一点良知良能，就像那个心疼得赶紧抱起小悦悦的陈贤妹一样。
在佛山，当地媒体用“他们令佛山蒙羞”的大字标题考问着那18名冷漠的路人。其实这样的耻辱并非仅属于佛山。试看全国各地，相似事件哪座城市未曾发生过呢?如果说这些事件无一不是提醒我们还生活于文明线之下，我们哪个人又敢声称自己完全是无辜者?有的在公然作恶，有的在作恶的帮凶，有的在恶的面前噤若寒蝉，我们何尝不是基本公德无法立足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