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第一关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山海关故称榆关，据说是秦时蒙括北防匈奴，“植榆为塞”，所以边塞多榆木，榆关之名便得于此。明代曹代萧有诗曰：
榆关十月马毛僵，手挽雕弓射白狼。
一阵雪花飘玉屑，西风犹趁马蹄忙。
描述了山海关秋末冬初的景象。但古榆关并不完全就是后来的山海关。古榆关在今抚宁附近，四周土地空旷，无险可据，明初徐达北伐残元势力，率军来到此处，见其东八十里处“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非常险要，便把关城移到那里，成为万里长城东段的一个重要关口，由于它倚山临海，所以人们新称它为山海关。
山海关确实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塞，用明朝人的话说：“山海关外控辽阳，内护畿辅，防扼海泊倭番，验放高丽，女真进贡诸夷，盖东北重镇。譬人之身京师则腹心也，蓟镇责有背也，辽阳则臂指也，山海关则节窍？却是最紧要者也。”因此明朝统治者对其防务十分重视，关城东北，墩台守望，鳞次栉比；柳栅沙沟，纵横路旁。特别是关城修得十分坚固，呈四方形，周围八里多，墙高数丈。且四门之上皆有城楼，透过箭窗，北望长城，蜿蜒曲折，十分雄伟；东观大海，可见巨浪“摇落千层花喷雪，怒号万里势奔雷”，极为壮观。明朝后期努尔哈赤起兵反明，辽东吃紧，几次大军出征皆由此通过，“兵役繁兴，商贾辐凑，五方杂处”，仿佛成了一个都会。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冲塞得地理意义，清统治者是不会不清楚的。
早在天聪年间，皇太极降朝鲜，抚蒙古，免除了后顾之忧，又打下了大凌河，准备进一步围困松锦。特别是天聪三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破边墙进围北京，大举攻明便已在日程之上。这时便有许多议官建议攻打山海关，取得进一步向关内攻打的通道。天聪六年张弘谟就曾建议“直抵关门，再遣精骑由口外趁虚闯入，内外夹攻山海关，则关外各城可传檄定，东西道通”。宁万我更请“急图山海”，认为“宁锦八成，攻取为难；山海一区，图谋较易”，取得山海，可内外夹攻锦州等关外城池，又可进窥畿辅、北京，实在是一举两得之策。更有马光远告诫：“……越山海而不攻……是明损声势，暗失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人皇太极却偏偏不采纳这些建议。有人精辟地分析说，这一是因为皇太极当时迫切希望议和，影响了他对进取策略的认真思考；二是因为诸王贝勒劫掠财物的故习不改，并不重视攻城战守；三是皇太极对汉官仍心存疑忌，如此之多的汉官倡议攻取山海关，是否别有用心，也促使皇太极心理上的提防和疑虑；四是因为攻坚不易，代价太大；五，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皇太极害怕在满族发展不够充分之时入据山海，会即刻被汉族同化。
实际上皇太极未敢在天聪年间攻取山海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军十分重视山海关这个京师的门户，因此在关前关上层层设防，并不易攻取。明朝统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之所以反对王在晋、高第等人放弃辽西、退守山海的意见，就是要在山海关外层层布防――大凌河、小凌河，宁远、锦州、松山、杏山，乃至中前所、中后所、前屯卫，即所谓“守关当于关外守之”，使皇太极攻取山海关等于攻取十数个坚城，所耗代价并非可与仅攻占一个山海关城可比。因此天聪三年、八年，崇德元年、三年、七年等几次入关，都绕道西行，或从蒙古科尔沁草原进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趋宣大，或由延庆入居庸关，或由墙子岭毁边墙而入，全不考虑山海关。而天聪三年袁崇焕回援京师，正是自山海关调集各部扼守，自己抢居蓟州；崇德元年阿济格出边攻明，皇太极又另派多尔衮、多铎等人率劲旅往山海关进发，牵制彼处的明军，说明山海关的防守力量还是比较强的。正如后来皇太极所认为的那样，“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结果崇德六年到七年，清军连克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开始打开通往山海关的通路。于是崇德七年（1642年）九月，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祖可法、张存仁等一起请求皇太极“直取北京，控断山海”，以成大业，而皇太极则坚持认为“北京如大树，不先削其两旁，何能倾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关？”他这种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实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决不急躁冒进的战略思想使及其难得的，从实践上看，也是非常正确的。
到顺治元年三月中旬，由于吴三桂奉诏尽撤辽民入关，关外宁远诸城便为清军不战而得，清军且乘胜追至山海关下，“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等待多尔衮的命令。按照皇太极生前的想法，这时攻打山海关可谓时机成熟，但他无法料及的是，形势有了突然变化，农民军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关也已为农民军所有。那么多尔衮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这个军事重镇，然后进逼畿辅，抑或仍旧走老路，绕道而西，“毁边墙而入”？
二、吴三桂降清（上）
吴三桂降而复叛于农民军，重据山海关后，自己已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既然与农民军不共戴天，就势必求助于关外清军。且不说吴三桂与清朝统治者有着阶级性质上的一致，其亲属同僚大都在为清朝服务这一点，也对他降清极为有利。特别是吴三桂打出为恢复明朝而战、替先帝复仇的旗号要求清军入援，不仅对降清的他心理上是个安慰，在号召汉族地主阶级方面也会顺利得多。于是吴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关的士绅大户，紧急商议如何对付非常可能出现的农民军大军平叛的情况。正像这些士绅之一的余一元诗中所记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阅兵。飞骑唤吾伎偕来共参评”。但是由于山海关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贾又因战乱而迁移，因此吴军的供给已成问题。“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呼如何！”但事情紧急，只有强向百姓绅商征饷，所谓“捐输兼敛科”，然后把全体军民全部武装起来，准备对付农民军的讨伐。随即他们又一同定计，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军求援，一方面又派人西去，向农民军诈降，以争取时间，等待清军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