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一、 士的类分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
三、 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子·显学》说：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士。例如管仲、鲍叔早年就曾经商。范蠡是士人经商致富的典型。子贡既是士又是大商人。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著名的士兼商人。到战国有了商贾之士的说法，《商君书·算地》说：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类的士人。如《荀子·非相》：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战国时期这一类的士人颇为活跃，有的参与国政。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秦始皇统一之后，悉召文学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三)低级官吏。有些低级官吏称之为士。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司法官的属吏称士，《孟子·梁惠王下》载：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士师为高级司法官，士则为较纸级的属官。第二种是指基层临民的官吏。这种士有其治所，如《非攻下》云：士不暇治其官府。《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为士。第三种泛称各种属吏。《礼记·祭法》：庶士，庶人无庙。注：庶士，府吏之属。还有一些难于归类的。如勇士、国士、秀士、俊士、烈士、豪士、车士、都士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到士成份之复杂和在社会上分布面之广，这说明士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二、 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士的组成既然十分庞杂，其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相同。因此对士的社会地位只能从不同层次进行考察。(一)士与等级的关系春秋时期，士基本上是等级制中的一个层次。到了战国等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朝在旧等级制基础上制定了二十等军爵，使等级更加繁杂周密。山东六国的情况不甚清楚，但大体上也是向繁杂周密方向发展。战国时期等级制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民纳入其中，出现了民爵。在战国的等级制中，士不全是等级概念，但又与等级有关。在政府的法规命令中，除秦二十等爵把公士作为第一级之外，在山东各国，还未见到把士作为一个等级的明文规定。不过在当时许多著述中，常常把士作为一个特定的等级来看待。《墨子》许多篇叙述的庶人-士-大夫-诸侯-三公-天子序列，既可视为行政体系，又可视为等级体系。更多的著作在论述婚、丧、衣、食等礼俗时，把士作为介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一个特定等级（)。孟子葬其母与其父不一样，为母亲办丧事以三鼎，为父亲办丧事以五鼎，其原因就在前以士，后以大夫。此例说明士与大夫有明确的分界。在社会生活习惯中，人们也把士作为一个特定阶层来看待。《荀子·王制》：农农，士士，工工，商商。《孟子·离娄下》：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另外在诸子书中，也有士中再分等级的记录。《墨子·节葬下》载：上士之操葬也。所谓上士显然是别于下士而讲的。《荀子·正论》中把士分为元士与庶士两等。春秋以前士中又分等次；战国有关分等次的记载恐怕只是历史的孑遗。从战国的历史发展看，士是由等级向社会阶层转变的时期。等级是由政府明令或由习惯法约定成俗的规定。社会阶层不同于等级，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活动的方式。可是在等级社会中，阶层又不能不受到等级的影响与制约。所以在习惯上，人们还是把士视为高于民的一个等级，这是在转变时期产生的现象。(二)士大夫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从内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其一，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用现代话说士大夫是职能官。《墨子·三辩》批评士大夫倦于听治。这里泛指一切官吏。《战国策·秦策二》载：诸士大夫皆贺。这里的士大夫指楚朝廷之臣与王之左右。《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这里的士大夫指一切居官在职之人。《君道》又讲：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士大夫指诸侯以下的官吏。文官称士大夫，武官也称士大夫，《荀子·议兵》载：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吴子·励士》：于是(魏)武侯设座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哪一层官吏称士大夫，无明确规定，从一些材料看，大抵为中上层官僚。《荀子·君子》讲：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这里把士大夫置于百吏官人之上。《君道》把士大夫列于官师之前。官师百吏之长。《强国》篇讲：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正论》讲：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以上材料都说明士大夫在官僚层次中是比较高的。因士大夫是比较高级的官吏，所以享有不同的田邑。《荀子·荣辱》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礼论》中记载士大夫占有的田邑多寡不同，有五乘之地者，有三乘之地者。有些士大夫似乎还有私兵。《战国策·齐策五》：甲兵之具，官之所私也，士大夫之所匿……其二，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齐孟尝君失势之后，门客纷纷离去，这些门客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称为士，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述同一事件时则称之为士大夫。《韩非子·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意思是士大夫无德行而任官。在这里士大夫与官宦是两个含义，士大夫指文化人。可见士大夫可以指在位的官僚，可以指不在位的知识分子，也可兼指。士大夫从此时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三)士民、士庶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治齐，实行四民分居定业，四民即士、农、工、商。《谷梁传》成公元年也有四民之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但分而言之士与民是有差别的，属于不同等次。士与民的分野在战国的记载中仍不乏其例，如《荀子·臣道》云：民亲之，士信之。《管子·五辅》讲：善为政者……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这里把士民与庶人分为两组人，前者指战士，尚武勇；后者则以耕耘为业。不过在战国士民和士庶人又成为两个普遍流行的概念。在一些旧注中，常把士民、士庶人分为士与民，士与庶人。这种分法不无道理，但从大量记载看，士民、士庶人已成为固定词组。社会上存在着一部分人既是士，又是民。《孟子·离娄上》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管子·大匡》载：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从这些记载可见士庶人已被视为同一层次。士民的主要事业是耕与战，《吕氏春秋·孝行览》载：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韩非子·初见秦》记赵长平之战，秦悉其士民于长平之下。《墨子·辞过》云：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文中士民与百姓实为一指，皆从事耕战。士民是国家居民中的大多数，故《荀子·致士》概括：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士民、士庶人两个概念的流行，反映了士与民的交融。在社会的变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士下降到与民地位无异的境况，即所谓的布衣之士、匹夫之士。(四)士君子与学和道义的关系士大夫是士的高层和步入仕途的士；士民是士的下层，与民的地位混同或相差无几。在上、下层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层次，这部分士上不及官，下不为民，以学和倡导道义为己任。儒家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多。子路问孔子：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孔子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子张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这些论述对士的基本规定可概括如下：第一，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第二，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第三，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孟子对士的要求与孔子大致相同。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荀子对士的要求重在遵从礼义。《修身》讲：好法而行，士也。这里的法指礼法。荀子认为士的天职是正身，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其他诸子也把士与道义紧密连结在一起。士君子是表示士之道德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现有的文献看，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墨子。在《墨子》中，士君子有两种含义，其一，指中下级官吏，如《墨子·尚同中》所云：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其二，指知识分子。《墨子·天志上》载：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到了荀子手中，士君子完全变成了表示道德和知识程度的一种称呼。《荀子·子道》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子路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回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士君子在道德上高于士，不及明君子。《性恶》说：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修身》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荣辱》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总上所述士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在差别中又有统一性，即知识、道德和勇力。这些东西是无形的，但在社会活动中又无所不在，无所不需。士正凭借这些无形的东西才能游于社会各个角落。
三、 士的来源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到了战国士虽然仍有等级的含意，但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上(统治者、官吏和剥削者)与下(被统治者、民、被剥削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贵族的庶孽无疑仍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捭阖的张仪出身于魏氏余子。余子即支庶。范雎原也是梁余子。商鞅原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韩非出自韩之诸公子。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目前我们虽无法作出具体统计，但这类人物的数目是不会很少的。例如齐靖郭君田婴有四十余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庶孽沦落的第一站就是士。士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从下面升上来的。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所谓举之首先指选拔为士。有的从学的人第一步是通过学而为士。宁越是由学而为士、由士而为公侯师的典型。《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朴野指农人。另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下层人通过学进入士的行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史记·甘茂列传》：甘茂起下蔡闾阎。秦王政的谋臣姚贾为梁监门之子。政治上活跃一时的史举，是上蔡之监门也。从春秋后期特别是孔子之后，私人办学之风大盛，数以十计、百计甚至上千的生徒，都是士的后备军或即是士。以上说的是文士。武士主要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士是上与下的交会处。上下的对流量越大，士的队伍就越大。战国时期上下的对流量比较大，因此士的队伍发展迅速。另外士的发展与官僚队伍的发展成正比。士是官僚的候补者，官僚队伍的扩大，势必引起士队伍的扩大。战国时期是官僚制度普遍推行时期，它是推动士队伍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
四、 士在政治中的作用与仕途人所共知，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各国内政、外交、军事上的矛盾重重。在应付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实力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实力必须依赖于人的智慧。于是人的智能和才干便受到特殊重视。《管子·霸言》说：夫使国常无患，而各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这里的神圣、明圣、大圣是对聪明才智的最高级称谓，属于认识范畴，与神秘主义无关。在作者看来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谋略是否得当。文中在讲到战争时又说：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夫强之国必先争谋。《管子·制分》说：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作者指出实力强未必胜，只有深知胜之理才能必胜。《战国策·秦策一》讲苏秦合纵之策得用之时，不费一兵一卒，使秦不敢出关东向，由此作者论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这里所谈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讲这些人的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战国策·秦策三》又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王忧。由此足见智谋的威力。景春曾这样估计苏秦、张仪这类人物的作用：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里所论不是士人的权力和手中的物质力量，而是讲这些士人的智谋足以使拥有实力的君主们胆战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