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的软弱性格在“澶州之盟”一篇中已经充分展现，这多少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会在晚年受制于皇后刘氏。历史上的刘皇后颇富传奇色彩，她原是个花鼓女，偶然的机会当上了皇后，此后的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氏本名刘娥，太原人。父亲刘通曾任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跟随宋太祖赵匡胤征伐太原时死于半途，刘家自此衰落，流落到蜀地。刘娥还是婴孩时，母亲一病而亡。开始还有外祖父家可以依靠，但外祖父家门庭衰弱、人丁稀少，朝暮也得为饮食发愁，刘娥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个拖累。因为无依无靠，刘娥有好几次都想要悬梁自尽，离开这个苦难的人生。少年贫寒的滋味，使这个本来天真明媚的少女比寻常女子多了更多的欲望和心机。
有一天刘娥无意中站在门前。刚好一个相士走过，看见了刘娥，便一直呆望着她，从上至下看个不停。刘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问相士说：“你不走路，光看我干什么？”相士说：“我并非心存歹意，只因你的品貌大贵。我一生相人甚多，今天遇见你这相貌，还是第一次。”刘娥疑心相士存心说这样的谎话，不过是为了骗几个相金，便说：“我是贫寒之人，没有相金给你，你就不要讲谎话骗人了。”相士说：“我并不要你的相金，请将手伸出与我一看，就可断定。”刘娥正是穷极无聊的时候，心想：既然不要相金，给他看下也无妨，于是将一双纤纤玉手伸了出来。相士仔细看过后，连连说：“后妃之相，后妃之相。”
刘娥听了也没太当回事，心想自己贫困到这般田地，又处在僻陋的乡间，哪里来的后妃呢？但人处在困境的时候，是需要精神支柱的。刘娥身为女子，不可能有男子那种靠苦读争取功名的理想，于是便将相士的话作为宽解自己的法宝，此后虽然多次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但她也没有再生过自尽的念头。
豆蔻年华的刘娥出落得娇小玲珑，纤茖秀媚。她性情聪明机警，学会了一种久已失传的古乐——鼗（音tao，同淘）鼓。鼗鼓是一种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有柄，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鼗鼓本来只是寻常之物，敲打起来没什么可听的曲调，但刘娥天资聪颖，能将鼗鼓按她自己的意思变化运用，加上出众的容貌和生动的说唱，使旁人往往不知不觉地陶醉于她的鼗鼓表演。
刘娥十几岁时，被外祖父家嫁给银匠龚美为妻。后来的正史只说龚美是刘娥的邻居，二人以兄妹相称，其实是为了掩盖刘娥早已经嫁过人的事实。龚美打算到京师去做生意。刘娥也想跟随丈夫去京师见见世面。龚美是因为贫穷得过不下去了才想去京师谋生，担心带上刘娥是个拖累，因此不肯答应。刘娥猜到龚美的小心思，笑着说：“不用忧虑盘缠，我有随身本领，到处都可以吃饭，决不会拖累你。”话说到这份上，龚美也没法推辞，只好答应了。于是夫妻二人一起上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趟京师之行直接改变了这对贫贱夫妻的人生。
刘娥一路靠打鼗鼓赚钱。旁人见她艳若桃花，珠喉婉转，花鼓又打得高下疾徐，极有节奏，因此钱给得格外多。就连丈夫龚美在一旁也看了眼红，于是制作了一面小小的铜锣，与刘娥的鼗鼓配合，居然成了男女合演的花鼓戏。花鼓戏在当时是个新鲜花样儿，二人一路逢州过县，轰动了不少地方，刘娥因此还小有积蓄。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愁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