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是不同的，自然要“修订”出个“卖点”，只是没想到结局改动得这么大，原著里全书下来都优雅的王姑娘到最后执著寻不老青春之法，甚至让“段郎”都讨厌了。然后这个临近婚姻的段郎发现了对王姑娘的痴迷只是对“神仙姐姐”爱慕的移情作用，是自己的“心魔”，转而娶了其他几位MM，其中甚至包括西夏公主的婢女，而王语嫣最后回到了疯癫的慕容复身边。
修订本在一些细节上自然处理得更加圆润通达，不过诸如新加了无崖子、李秋水、丁春秋的三角关系等等，则显得有些“书商化”。而把结局作了大修改，使人物被改变，应该可以算是金庸的“心魔”最终显现。虽然金庸在后记里说所谓心魔和无常，又说“中国读者们读小说的习惯，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要为结尾作文化上的辩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列入金庸的“中国读者”行列，不过经典文学——特别是经典的叙述，想必一定要用“留白”来打成文学、文化意义上的“多元阐释性”。这样看来不是“中国读者”“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而是“中国作者”自己“要写得确确实实”，生怕读者厌烦凭空虚想。如此久了中国读者就渐渐“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作者也终于有更多接口写得确确实实。金庸说自己“笨拙与稳实的成分多于聪明与空灵”，在我看来并非所谓自谦，而是的确。修订本一些地方写得太苦口婆心，生怕读者没有这样基本的阅读能力，特地的注释很多余可笑，作者叙述时候说得不满足，末尾了还要用注的方式现身说法，大大混淆了“作者”、“叙述者”、“人物”的界限，实在有伤此书给人的回味空间。
有时候常想人老了很可怕，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的事情。金庸大修著作便是如此。记得周作人自编《欧洲文学史》时，也一任以往，容忍“童年的幼稚”。其实说是“不悔少作”，不如说是承认、接纳了“影响的焦虑”。（何况对比前后版本，“少作”配得上今日的金庸，自然不必为此感到羞愧。）“影响的焦虑”对现下的金庸或许有两重：一是自我的“影响的焦虑”；二是倪匡的“影响的焦虑”，后者代笔之作虽然被删减，却对后续的情节留下了难以清除的影响，于是天龙八部成了金庸著作里既宏大又不缺奇幻的唯一的作品。过去的金庸和倪匡构成了今天金庸的心魔，在出版方更变要推陈出新、化入几十年来新心得的掩护下，一种对“固有”的偏执对抗悄但是行。改订折射了金庸的“无常”。这是金庸的心魔一。
心魔二则是对人物的塑造。伟大著作里的人物往往更多地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度，也许你诞生了他/她，当他/她在你笔下成长以后，却已经渐渐摆脱了你的形塑，转而拥有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方式来展现。金庸修订之后，精心处处伏笔，看起来是要使结局有铺垫可呼应，其实未必是明智之举——这些人的塑造痕迹与转变过于突兀了。大武侠固然要体现人性的多元复杂，也不排斥葆有局部的单一与极致，人人皆可在世俗中找到对应，不如一两人永远只能“心向往之”。
心魔三则是对爱慕与痴迷的难以确切。这映射了金庸的相对短板。就像路遥笔下的农村生活总是比对县城的描述出色一样（对太空的描写则基本是败笔），金庸为所谓“心魔”与“无常”主题，把爱慕与痴迷二者强行扭转，更多地泄露了金庸对男欢女爱的把握不甚恰当。武侠本身也有点童话的意味，特别在男女情感方面。且不说金庸画蛇添足加了几个人的感情戏，单说最后说成段誉对王语嫣不过心魔，王语嫣对慕容复才是真爱，似乎要一改皆大欢喜的传统。在我看来金庸虽然注重挖掘人性和情感的“无常”，却也忽略了人性和情感的绵延。如此突兀变化，未必就是好事。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也许也透露了金庸对男女爱情的微妙变化：段誉不再痴情一人，转而段正淳一般博爱；段誉生母对段正淳的妥协与最终谅解，此时在段誉身上得到了“男人”式的复活。在金庸看来段誉从痴中脱离，在我看来，段誉却离金庸所谈的佛道更远——转向对多人的迷恋。痴情虽然执拗，与佛家有隔，却也往往意味着单纯；多情则相去甚远了。
《天龙八部》等作品诞生在金庸办报时期。办报和出版往往是两回事，办报时候想的是读者，出版时候想的是版税和出版商需要的卖点。虽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不过对更多人而言，或者说对更多现在的人而言，电视传媒承担了绍介金庸作品的功能。当更多人通过电视理解金庸的著作时，普通人对金庸及其著作的美好印象都是从电视剧开始的，这也是对金庸修订的一种“影响”——也恰恰因此为了版税和出版商炒作的金庸修订其经典著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令人感慨老先生不如另著新作得了。也许在新版未被搬入电视之前，金庸的改订，至少在当下，未必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