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众多的人物从文化的角度大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祁瑞全、钱默吟为代表的拔剑奋起的先进型，一类是以祁瑞宣、祁老人等为代表的经过曲折的心历路程走上反抗道路的中间型，一类是以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等人为代表的反动型人物。其中最能体现批判意义的是祁瑞宣和祁老人这两个人物，在他们身上旧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祁瑞宣作为“四世同堂”的祁家第三代，既有从老一代市民身上传留下来的中国传统教育，又接受了前辈所不曾接受过的西洋文化新式教育的洗礼的小知识分子，他性格温和、恪守家教、善良正直、稳重忠厚，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处于长子、长孙的位置。在他看来奉养老人、维持家族的完整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国家、民族处在危亡关头时，既想尽孝，又想尽忠，只得在不能两全的境地中优柔寡断，苦闷不已，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家庭观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作为长子长孙，他应该支持家庭，但作为民众，他应该奋起反抗。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举棋不定、痛苦万分。他支持三弟瑞全出走去寻找抗日的队伍，对被无辜杀害的小崔深表同情，对敢于反抗的钱默吟十分尊敬，对蓝东阳等人的卑鄙无耻则极端蔑视。传统的道德观念象一个巨大的绊脚石，阻止了他离家出走，也阻止了他横眉冷对恶的势力。尽管他不满二弟祁瑞丰的无耻行为，但又对其尽着手足之情，同时在心中又不断的谴责自己。在父亲祁天佑惨死的打击下，和自己无缘无故的被捕以及周围邻居的一系列不幸中，他终于认识到和平的方式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既不能保证自己摆脱屈辱的亡国奴的处境，他走出了自己的内疚，用笔向敌人抗击，他经过惶惑、偷生，终于从矛盾、苦闷中得到解脱，找到了自己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走上了反侵略的新生之路。他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摆脱旧传统文化影响的过程，是老舍文化批判意义凸现的过程。在他身上寄托着老舍对苦难民族在战争的血与火中自救新生的希望。
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世同堂》是揭示了一种文化价值的内在含义，阐释了这种文化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即文化既可以带来积极的因素，也可以带来消极的因素；消极的因素需要在时代的大熔炉中转化为积极的因素，并和积极的因素一起推动社会向前进步。如果北平的大地上充斥着冠晓荷、蓝东阳、大赤包等一类人，北平的前途将是一片暗淡，如果北平的土壤上生长着象祁瑞全、钱默吟一类人，则北平的天空就会是一片光明。北平的忍让、屈服、求稳的文化是无法维系四世同堂的家庭的，安详、和睦的生活是无法保证的。如果一味的顺从，千千万万个妞妞还会夭折，千千万万个小崔还会被杀头并被当作示众的对象。小说中一再提到北平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对北平的民众的影响，祁瑞宣、祁老人等受到旧有文化浸染的思想及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四大妈、马寡妇等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等等，无一不在说明着文化的结构所持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祁瑞宣从痛苦、内疚、自责、觉醒到最后走上反抗的道路的轨迹更是融入了作者的思考，当千千万万个祁瑞宣从旧文化中走出来时，就能和千千万万个民众一起加入到反抗的队伍中去，小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清算自己思想深处传统观念的影响，以理性审视的目光，对“民族的遗传病”作深入的剖析，并吸收文化中的合理内核，才能成为新人，才能走上新生之路。
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小说时，与其说《四世同堂》是一部思想的发展史，不如说它是一部文化批判史。批判了北平人在异族侵略者的统治下封闭自守、苟且敷衍、惶惑偷生的思想，批判了这种思想产生的民族精神素质和心理状态，同时包含着对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作者把它放在日本入侵中国这个大背景下以沦陷的北平城中民众对外敌的态度为批判的武器，反过来对这种武器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通过几类人的不同结局，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批判价值体系，从而使自己的批判力度大大增强，从而使这部作品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音调与难得的深度，在貌似滞缓蹒跚的生活里折射出时代之光。
我们应感谢作家的带着感情色彩的，深沉的思索，它令人不安，使人心悸，催人猛醒，促人探求。这部作品不但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面镜子，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也为我们的民族自省、自强和自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它也能使人民痛切地感到：我们的国家要富强，我们的民族要振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