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伶（生卒年不详，一说约221年-约300年），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魏晋时期名士，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
刘伶嗜酒不羁，被称为“醉侯”，好老庄之学，追求自由逍遥、无为而治。曾在建威将军王戎幕府下任参军，因无所作为而罢官。泰始二（266）年朝廷征召刘伶再次入朝为官，被刘伶拒绝。
刘伶现今存世的作品只有《酒德颂》和《北芒客舍》。其作品生动的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心态，也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后世以刘伶为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典型。
刘伶的存世作品只有《北芒客舍》和《酒德颂》。《北芒客舍》是一首古体诗，全诗前半写景，景中含情；后半抒情，情因景发，可谓层次清晰，裁剪恰当，于平淡晓畅之中透出一股散淡意韵。
《酒德颂》是一篇骈文，文章行文轻灵，笔意恣肆，刻画生动，语言幽默，不见雕琢之迹。刘伶的作品生动的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心态，也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
2、刘徽（约225年—约295年），汉族，山东滨州邹平市人，魏晋期间伟大的数学家，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中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刘徽思想敏捷，方法灵活，既提倡推理又主张直观。他是中国最早明确主张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的人。刘徽的一生是为数学刻苦探求的一生。他虽然地位低下，但人格高尚。他不是沽名钓誉的庸人，而是学而不厌的伟人，他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刘徽在数学上的贡献极多，在开方不尽的问题中提出“求徽数”的思想，这方法与后来求无理根的近似值的方法一致，它不仅是圆周率精确计算的必要条件，而且促进了十进小数的产生；在线性方程组解法中，他创造了比直除法更简便的互乘相消法，与现今解法基本一致。
并在中国数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定方程问题”；他还建立了等差级数前n项和公式；提出并定义了许多数学概念：如幂（面积）；方程（线性方程组）；正负数等等．刘徽还提出了许多公认正确的判断作为证明的前提。
他的大多数推理、证明都合乎逻辑，十分严谨，从而把《九章算术》及他自己提出的解法、公式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虽然刘徽没有写出自成体系的著作，但他注《九章算术》所运用的数学知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包括概念和判断、并以数学证明为其联系纽带的理论体系。
3、刘洪(约公元129～210)，字元卓，东汉泰山郡蒙阴县（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东汉鲁王刘兴后裔，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珠算发明者和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理论发现者，被后世尊为“算圣”。
刘洪自幼聪慧好学，博览六艺群书，学识渊博，尤精于天文、历法；在年轻时即踏入仕途应太史令征召赴京城洛阳，被授予郎中，后迁常山国长史。
刘洪撰成的《乾象历》一书，是人类传世的第一部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理论的历法。把日月食回归年的长度定为365.2462日，并首次给出白道和黄道约成古度6°1′的交角。测出的近点月的长度为27.55476日，和现在的测值27.55455日相差甚微。
公元190年成功地发明了“正负数珠算”，因此被后人尊为“珠算”的早期奠基人、珠算之父。
在刘洪以前人们对于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测算工作，取得过较好的数据。但刘洪发现：依据前人所取用的这两个数值推得的朔望弦晦以及节气的平均时刻，长期以来普遍存在滞后于实际的朔望等时刻的现象。
经过数十年的潜心里索，刘洪大胆地提出前人所取用的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均偏大的正确结论，给上述历法后天的现象以合理的解释。在乾象历中刘洪取一朔望月长度为29+773/1457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20余秒降至4秒左右。
取回归年长度为365+145/589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660余秒降至330秒左右。刘洪大约是从考察前代交食记录与他自己对交食的实测结果入手，即从古今朔或望时刻的厘定入手，先得到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值，然后依据十九年七闰的法则，推演出回归年长度值的。
由于刘洪是在这两个数据的精度处于长达600余年的停滞徘徊状态的背景下，提出他的新数据的，所以这不但具有提高准确度的科学意义，而且还含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打破僵局，为后世研究的进展开拓道路的历史意义。
4、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汉人，出居长安，为汉高祖刘邦四弟楚王刘交的后裔，刘德之孙，刘向之子。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改名刘秀。
古文经学的继承者，曾与父亲刘向编订《山海经》。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另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1，只略微差了0.01312，世有“刘歆率”之称。后因谋诛王莽事败自杀。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一个贡献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仪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诏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
5、刘向（前77年—前6年），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世居长安，祖籍沛郡（今属江苏徐州）。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后代，刘歆之父。
其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
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列仙传》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楚辞》是刘向编订成书，而《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成书。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
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