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两个不同的人。“吕晦”与“吕诲”宋史两见，当为一人，据本传，则写作吕诲，字献可，就是英宗时在“濮议”中大肆攻击欧阳修，又在王安石初任参知政事时罗列十大罪状的那位，时任御史中丞，后以此被贬知邓州，熙宁四年卒。
吕晦叔即吕公著，字晦叔。初与王安石友好，两人并与司马光，韩维并称“嘉佑四友”。后不赞同王安石新法，出知颖州。元丰中任翰林学士，知枢密院。元佑初与司马光同为宰相，并在司马光死后继续主持更化，元佑四年卒。二人宋史均有传，见下：
列传第八十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进士登第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时廷臣多上章讦人罪，诲言：“台谏官许风闻言事，盖欲广采纳以补阙政。苟非职分是为侵官。今乃诋斥平生，暴扬暧昧，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下诏惩革。”枢密副使程戡结贵幸，致位政地，诲疏其过，以宣徽使判延州。复上言：“戡以非才罢，不宜更委边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当得也。”兖国公主薄其夫，夜开禁门入诉。诲请并劾阍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药供奉官四人遥领团练使，御前忠佐当汰复留，诲劾枢密使宋庠阴求援助，徇私紊法。诏罢庠而用陈升之为副使，诲又论之。升之既去诲亦出知江州，时嘉佑六年也。
上疏请蚤建皇嗣，曰：“窃闻中外臣僚，以圣嗣未立，屡有密疏请择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奋独断，以遏未然之乱。又闻太史奏彗躔心宿，请备西北。按《天文志》，心为天王正位，前星为太子，直则失势，明则见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证不独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阴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讹言事露，流传四方，人心骇惑，窥觎之志，可不防其渐哉！愿为社稷宗庙计，审择亲贤，稽合天意，宸谋已定，当使天下共知。万一有奸臣附会其间，阳为忠实，以缓上心，此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诲章付中书韩琦，由此定议。
召为侍御史改同知谏院。英宗不豫诲请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员，与淮阳王视进药饵。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数间谍东朝，播为恶言，内外汹惧。诲上两宫书开陈大义，词旨深切，多人所难言者。帝疾小愈屡言乞亲万几。太后归政诲言于帝曰：“后辅佐先帝历年，阅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关白咨访然后行，示弗敢专。”遂论守忠平生罪恶，并其党史昭锡窜之南方。内臣王昭明等为陕西四路钤辖，专主蕃部。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自监军者。今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胜其害，况钤辖乎？”卒罢之。
治平二年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上言：“台谏者，人主之耳目，期补益聪明，以防壅蔽。旧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而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今台阙中丞御吏五员，惟三人在职，封章十上，报闻者八九。谏官二人一他迁，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窃为陛下羞之。”帝览奏，即命邵必知谏院。
于是濮议起侍从请称王为皇伯，中书不以为然，诲引义固争。会秋大水诲言：“陛下有过举而灾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简宗庙之罚也。”郊庙礼毕，复申前议，七上章，不听；乞解台职，亦不听。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干，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言者论辨累月，琦犹遂非，不为改正，中外愤郁，万口一词。愿黜居外藩以慰士论。”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皆不报。已而诏濮王称亲，诲等知言不用，即上还告敕，居家待罪，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帝以问执政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乃下迁诲工部员外郎、知蕲州。
神宗立徙晋州，加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召为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东买金数万两，又令广东市真珠，传云将备宫中十阁用度。诲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聪明睿知，以天下为心，必不留神于此，愿亟罢之。”
王安石执政时多谓得人。诲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从，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辟光之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故力加营救。愿察于隐伏质之士论，然后知臣言之当否。”帝方注倚安石，还其章。诲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苏颂当制公亮谓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税，安得而教之？”故制词云：“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帝以咎颂，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时自言他事，非此也。诲之将有言也，司马光劝止之，诲曰：“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嗣位所与朝夕图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顾可缓耶？”诲既斥，安石益横。光由则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寝疾矣。旋提举崇福宫，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无宿疾，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一身之微固无足恤，奈九族之托何！”盖以身疾谕朝政也。
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居病困犹旦夕愤叹，以天下事为忧。既革司马光往省之，至则目已瞑。闻光哭蹶但是起，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光曰：“更有以见属乎？”曰：“无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内闻者痛惜之。
元佑初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表其忠，诏赠通议大夫，以其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
列传第九十五
吕公著字晦叔，幼嗜学，至忘寝食。父夷简器异之，曰：“他日必为公辅。”恩补奉礼郎，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通判颖州郡守欧阳修与为讲学之友。后修使契丹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首以公著对。判吏部南曹仁宗奖其恬退，赐五品服。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寿星观营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种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无丰昵之义。”进知制诰，三辞不拜。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
英宗亲政加龙图阁直学士。方议追崇濮王，或欲称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称太祖，岂可施于王。”及下诏称亲，且班讳，又言：“称亲则有二父之嫌，王讳但可避于上前，不应与七庙同讳。”吕诲等坐论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屡绌言者，何以风示天下？”不听。遂乞补外帝曰：“学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请不已，出知蔡州。
神宗立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司马光以论事罢中丞，还经幄。公著封还其命曰：“光以举职赐罢，是为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也。”诏以告直付阁门。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门下，则封驳之职，因臣而废。愿理臣之罪以正纪纲。”帝谕之曰：“所以徙光者，赖其劝学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知开封府。时夏秋淫雨京师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灾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惟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正人惟恐不合于义，则其势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礼官用唐故事，请以五月御大庆殿受朝，因上尊号。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汉、唐，追复三代，何必于阴长之日，为非礼之会，受无益之名？”从之。
二年为御史中丞。时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极言曰：“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祗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举吕惠卿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语安石，安石益怒，诬以恶语，出知颖州。
八年彗星见，诏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临朝愿治，为日已久，而左右前后，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此任事之臣负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贤不肖，既素定矣。今则不然前日所举，以为天下之至贤；而后日逐之，以为天下至不肖。其于人材既反复不常，则于政事亦乖戾不审矣。古之为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若子产治郑，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舆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起知河阳召还，提举中太一宫，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帝从容与论治道，遂及释、老，公著问曰：“尧、舜知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如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权智御臣下。对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帝善其言。
未几同知枢密院事。有欲复肉刑者，议取死囚试劓、刖，公著曰：“试之不死，则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将大举讨之。公著曰：“问罪之师，当先择帅，苟未得人，不如勿举。”及兵兴，秦、晋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数白其害。
元丰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俄永乐城陷帝临朝叹曰：“边民疲弊如此，独吕公著为朕言之耳。”徙扬州，加大学士。将立太子帝谓辅臣，当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哲宗即位以侍读还朝。太皇太后遣使迎，问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者以变法侵民为务，与己异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诚得中正之士，讲求天下利病，协力而为之，宜不难矣。”至则上言曰：“人君初即位，当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学。学有缉熙于光明，则日新以底至治者，学之力也。谨昧死陈十事，曰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乞备置谏员，以开言路。拜尚书左丞、门下侍郎。
元佑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三省并建中书独为取旨之地。乃请事于三省者，与执政同进呈，取旨而各行之。又执政官率数日一聚政事堂，事多决于其长，同列莫得预。至是始命日集，遂为定制。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与革而未定者，一一举行之。民欢呼鼓舞咸以为便。光薨独当国，除吏皆一时之选。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转上第，故科举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复贤良方正科。
右司谏贾易以言事讦直诋大臣，将峻责，公著以为言，止罢知怀州。退谓同列曰：“谏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春秋方盛，虑异明有进谀说惑乱者，正赖左右争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众莫不叹服。
吐蕃首领鬼章青宜结久为洮、河患，闻朝廷弭兵省戍，阴与夏人合谋复取熙、岷。公著白遣军器丞游师雄以便宜谕诸将，不逾月，生致于阙下。
帝宴近臣于资善堂，出所书唐人诗分赐。公著乃集所讲书要语明白、切于治道者，凡百篇进之，以备游意翰墨，为圣学之助。
三年四月恳辞位，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与父居其二，士艳其荣。诏建第于东府之南，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间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时，盖异礼也。
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见辅臣泣曰：“邦国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空复逝。”痛闵久之。帝亦悲感即诣其家临奠，赐金帛万。赠太师、申国公，谥曰正献，御笔碑首曰“纯诚厚德”。
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无疾言遽色，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暑不挥扇寒不亲火，简重清静，盖天禀然。其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遇事善决，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交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大夫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参互考实，以达于上。每议政事博取众善以为善，至所当守，则毅然不回夺。神宗尝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权衡之称物。尤能避远声迹，不以知人自处。
始与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曰：“疵吝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但是反，所谓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见之。”又谓人曰：“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后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数用公议，列其过失，以故交情不终。于讲说尤精语约而理尽。司马光曰：“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其为名流所敬如此。
绍圣元年章敦为相，以翟思、张商英、周秩居言路，论公著更熙、丰法度，削赠谥，毁所赐碑，再贬建武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司户参军。徽宗立追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左光禄大夫，入党籍，寻复银青光禄大夫。绍兴初悉还赠谥。子希哲、希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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