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种思想理论上的自在一体性、和谐性比世界其他宗教强的“排他性”更有利于避免宗教战争的发生。帝王、朝廷的制度和宗教政策也对不同的宗教思想文化信仰形成了外在约束力。另外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形成的神仙崇拜多样性传统和各阶层的情理思维模式等有助于儒教、解放、道三教的互补、共存。
儒家“三教归一”观念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儒道两者在思想观念上略有差异，但排他性少，包容性、和谐性大，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能力强。在《中庸》年，他说：“万物无害生长，道路并行不悖。”这两个词体现了儒学的包容性。
孔子在《叙述而不造》、《诗》、《书》、《礼》、《乐》、《易传》、《庄子口义》中任教。这是孔子坚守传统经典体系，自觉继承夏、商、周三经典精神，开创中国古代“六经”儒家化，问礼老子，大力赞扬管仲治国方略，治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天下从此，无论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还是之后的历史各个时代，儒家都在与各派学说(学派)的争论、冲突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来自养。战国晚期儒家荀子在继承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法家、名家思想《庄子天下篇》有机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等理论，为儒家开创了哲学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先河。武帝时大儒董仲舒将阴阳五行说、道家黄老说纳入其体系中，但汉朝的家法实际上是“王霸杂用”。秦道家老庄在《容乃公》[宋]林希逸《吕氏春秋》中说：“溪谷在下，容物以溪谷为谷，也有容乃大之意。”的理念综合了春秋战国各流派，开创了另一种以自然无为的思想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体系。老子的“道论”成为中国智慧学的源泉。《淮南子》年首次提出“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理想，对先秦各思想褒贬不一，评论简短，以道家思想为最高，但没有排斥其他学说，由此也充分体现出道家的包容性。杂家《弘明集》、《梁书武帝纪》体现了以道家思想为主，整合先秦各家，容忍乃大的精神，这与秦汉的黄老道家非常有关。玄学根据道家的思想融合儒道讨论“本末有无”“自然名教”问题，吸收“刑名”家的语言并使其体系化，将中国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佛教传入中国后，起初依赖汉道术，但依赖玄学，南北朝时佛儒道之间的相互批判和追问非常激烈。但是中国士大夫中信奉佛教、赞同佛教的人很多，而且梁武帝想投身佛门，却置五经博士于不顾，说：“朕想如何治疗治纲，每个儒术都在思考。”(《夷夏论》)可见儒、佛并非不相容。两晋南北朝时代道教兴起，佛道之争开始。刘时以顾欢为《南齐书》辩二教，执夷夏之界，崇道抑佛，以印土俗恶、华风本善立论，但仍以孔、老、释为圣人，曰：“如两经所说，合契为佛，道成佛道三教相互说难、攻击、中伤十分激烈，但大多以三教的“均善”、“孔、老、释”为发端。如僧绍《正二教论》，“经世之深，孔老之极”，“神功之正，佛教之弘”。刘焄《灭惑论》:“至道宗极，道理差不多。妙法真境本固无二。”张融《门论》:“道也是佛，无比戏弄。如果不闭嘴不动，本来就一样。”这种和谐分工论在牟子《理惑论》上已经有了，“尧舜周孔，虽修世事；佛与老子，无为志也。“金玉不伤，气魄不碍。’我甚至说儒教和佛教的道路是一样的。“道是物，在家可以为人父母，屠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然后履行它充满天地，废而不用，消失不离。不懂子是什么不同？这就是佛教在“治国”、“事亲”、“治身”方面与儒家没有区别。
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年，佛教和儒学论述“出世”和“入世”在功能上有差异，但在社会需要这一点上毕竟是相同的。“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特殊，潜在影响，来源真诚，终末期相同。”慧远的弟子宗炳《明佛论》中说：“孔、老、如来，三训道，但学会共道。”这表明佛教进入中国，为了适应华夏文化的需要，必须在这种和谐论中找到立足点。另一方面佛教在南北朝时代，其宗教信仰理论越来越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对当时的士大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儒家学者也有很多三教和谐的论者，例如北齐大儒颜之在《颜氏家训归心》年提出“内典初门，设五种禁，与外书仁义五常符相同，仁者，不杀禁也；义者，也禁止不偷；礼者，不要邪恶；智者也不禁止喝酒；相信的人，不随便禁止。”这个比附实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到隋朝三教和谐论更进一步，有“万善同归”之说。隋帝崇佛很深，开皇元年闰三月诏书中写道：“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导浅显，出乎意料地一致。”按照这个观点，盖三教能“共归”都在于“引民向善”，所以唐朝高祖李渊说：“三教不同，善归一揆。”这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意识到宗教有助于“治化”。儒家主张“道并行不悖”，道家主张“有容乃大”，中国化的佛教同样主张不同宗教思想之间有包容性。例如在唐宗密《华严原人论序》中，他说：“孔、老、释迦牟尼佛都至圣，随时随物、设教路、对内对外提供资金、共同造福、繁荣集体、出谋划策、万行尽善……同样，自从建立隋唐以来，中国佛教如天台、华严、禅宗等都有说教的说法。也就是说将佛教各派和各种学说并列，划分高低，这是佛教宗派内部的问题，但宗密扩大了，儒教、道两家也被列入其“判教”系列，展示出来教义的博大包容。此或为使在中国儒、道、释各派之间虽可争高下，可讨论功能之异同，甚至诋毁中伤，但终能以“文”相交，而可不诉诸暴力，不致发动宗教战争。总之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在思想理论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包容性、调和性，这是我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思想观念上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