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言文的历史详细点从古到今的文言文的历史自从商朝产生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刻写甲骨卜辞以来，可以说就开始了文言文的历史。
我们知道文字有形音义三个方面，从古至今汉字的形音义都在变化。虽然我们不知道某个字在古代怎样读，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根据字形来识别它的意义，这正是表意文字的特点。
所以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方言的人，都能根据字形理解语句的意思。有人据此认为汉字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绵延不息，传承至今，可以说汉字功不可没。
根据古代汉语发展史，结合古代文学史，在中学阶段的文言文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散文二是辞赋，三是诗歌，四是古白话。
下面按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分别叙述。（1）先秦时期散文先秦诸子散文，包括春秋末年战国初年语录体的《论语》《墨子》；战国中期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的《孟子》《庄子》；战国后期专题论文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
另外还有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诸子散文大多是哲学著作，故又称为哲理散文，属于论说文的范畴。
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如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尚贤，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则大倡法术势。在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散文，在思想和创作上，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诸子简介孔子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
字仲尼。排行老二春秋时期鲁国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他以济世爱民为己任，带着与统治者在政治、哲学上的巨大差距，转化、更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基础，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一整套儒学理论体系，真正构建了古老中华的核心次序，铸造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铸就了中华民族之魂。孟子先秦历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
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
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应在《孟子》一书中。“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
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也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之一。
《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关门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
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
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墨子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山东滕州人，汉族，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曾提出“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与儒家的别爱（“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相反。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兼爱非攻是墨子最著名的思想。
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
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荀子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
赵国人。当时人们尊称他荀卿，汉代因避宣帝讳，写作孙卿。
早年曾游学于齐国，。
2.初中文言文作者从古到今排名1、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现山东曲阜）人。
2、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史官。
3、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
4、墨子，战国时期人。
5、刘向，汉朝人。
6、诸葛亮，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
7、司马迁，西汉人。
8、陶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东晋诗人、散文家。
9、刘义庆，字季伯，文学家。
10、王维：字摩诘，唐代杰出诗人、画家。
11、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被称为“诗仙”，唐朝浪漫主义大诗人。
12、杜甫：字子美，被称为“诗圣”，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13、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14、刘禹锡：字梦得，文学家，诗人。
15、柳宗元：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
16、杜牧（803~852）字牧之，号樊川居士——唐代诗人。
17、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18、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19、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豪放派代表词人。
20、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宋代文学家、史学家。
21、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
22、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南宋爱国词人、将领，豪放派代表词人。
23、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爱国诗人。
24、马致远：元朝戏曲家。
25、吴承恩，明朝人。
26、施耐著，明朝人。
27、宋濂，明初文学家。
28、蒲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人，清代文学家。
29、吴敬梓：清朝文学家。
30、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名本，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
3.从在古文中是什么意思依顺：顺从。盲从。从善如流。
2、采取，按照：从优。
3、跟随：愿从其后。
4、跟随的人：侍从。仆从。
5、参与：从业。从政。投笔从戎。
6、由，自：从古至今。从我做起。
7、次要的：主从。从犯
8、宗族中次于至亲的亲属：从父（伯父、叔父的通称）。
9、中国魏以后，古代官品（有“正品”和“从品”之分，宋代龙图阁大学士为从二品）。
10、姓。从姓。[1]
其它字义
1、古同“纵”，竖，直。2、古同“纵”，放任。
4.求文言文翻译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
翻译：
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过因为三心二意而能专精某项事业的人。
【原文】
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庶理矣。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
【译文】
农民精于种田，却不能以此做管理农业的官吏；商人精于买卖，却不能以此做管理市场的官吏；工人精于制造器物，却不能以此做管理器具制造的官吏。有些人不会这三种技术，却可以让他们来管理这三种职业。所以说：有精于道的人，有精于具体事物的人。精于具体事物的人只能支配这种具体事物，精于道的人则能够全面地支配各种事物。所以君子专心于道而用它来帮助自己考察万物。专心于道就能正确无误，用它来帮助自己考察万物就能看得非常清楚；用正确的思想去处理非常清楚的调查结论，那么万物就能得到治理了。
从前舜治理天下，不用事事告诫而各种事情都办成了。原因就在于舜固守、专心于道的原则而达到了时时戒惧的境界，他的光荣就会充满身旁；培养专心于道的品德达到了精妙的境界，那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光荣。所以《道经》说：“一般人的思想只能达到戒惧的境界，得道之人的思想才能达到精妙的境界。”这戒惧与精妙的苗头，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了解它。
人的思想就像盘中的水，端正地放着而不去搅动，那么沉淀的污浊渣滓就在下面，而清澈透明的水就在上面，那就能够用来照见胡须眉毛并看清楚皮肤的纹理了。但如果微风在它上面吹过，沉淀污浊的渣滓就会在下面泛起，清澈透明的水就会在上面被搅乱，那就不能靠它获得人体的正确映像了。人的思想也像这样啊。如果用正确的道理来引导它，用高洁的品德来培养它，外物就不能使它倾斜不正，那就能够用来判定是非、决断嫌疑了。如果有点小事牵制了他，那么他那端正的神态就在外表上发生了变化，他的思想就在胸中发生了倾斜，他就连那最浅显的事理也无法决断了。古代喜欢写字的人很多，但只有仓颉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喜欢种庄稼的人很多，但只有后稷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音乐的人很多，但只有夔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道义的人很多，但只有舜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倕制造了弓浮游创造了箭，而羿善于射箭；奚仲制造了车，乘杜发明了用四匹马拉车，而造父精通驾车。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过因为三心二意而能专精某项事业的人。
曾子说：“唱歌的时候看着那打节拍的棍棒而心想可以用它来打老鼠，又怎么能和我一起唱歌呢？”
5.有句古文的意思大致是“这就是古至今的通理”,这句文言文是什么你说的是“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吧？这是《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六【汉纪十九】中的文字，原文是：“班固赞曰：古之制名，必由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
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
览其行事岂虚呼哉！”说的是班固赞曰：古代确定一件事物的名称，必定从与此相类似的事物中得来，远的取之于其他事物，近的取之于自身。所以在儒家经典中，将君王比喻为头颅，臣子比喻为大腿和手臂，表明君臣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
所以君臣之间的密切配合，是古今的通常之理，自然之势。近观汉朝丞相，汉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政绩第一；汉宣帝中兴汉朝，丙吉、魏相最有声誉。
当时各级官员的降黜、升迁都有相应的标准，各类机构健全、适当，公卿大臣大都各称其职，礼让之风在国内兴起。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他们的政绩、名誉崐，并非偶然所致。
6.从古至今文章体裁的变化文学的体裁并非单一存在，而是并存的。从《诗经》开始让我们读到古代最早记录成文的诗歌。《楚辞》开启了文学体裁的新篇章。再到后来百家争鸣，使古散文达到了成熟阶段。因为诗经是四诗言，到了南北朝的时候五言诗开始流行逐渐代替四言诗，从梁至隋代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到了唐朝七言诗和律诗达到顶峰。一代有一代之文体，到了宋朝小词开始流行。元代曲明清小说。在古代文盲率是比较高的，原因有二，一是繁体字不易书写，二是文言文不易懂，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这一切，直至晚清才发生了逆转。其时外强***，国运多舛，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前提的条件，也是汉文化日后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国人破天荒地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本来每个时代对历史的反思都是一种正常反应，也是传统文化发展进步所必需要走的一步。但把国家衰败的责任推卸在传统身上，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然后再把这一罪过连坐到文言文，就更是荒唐之举了。可是由于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亡国险境，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让国人最难接受的行为，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被斥为反动思想不得彰显，而代表爱国的激进主义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于是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是从改良文学的角度入物，其主旨却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就是来论证这个观点的。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用三大主义来呼应胡适的八条主张。这一前一后可以说是真正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中国大地从此便没有了一个安静的时刻。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
7.有没有人能给我推荐一些关于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书,或推荐,或给链中国最著名的史书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人称“史学两司马”。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
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
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
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刘知几将史学文献典籍分为六类，“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阮孝绪《七录》分史部为十二类，即《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
《隋志》分史书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杂传》，《仪注》，《地理》，《谱系》，《簿录》，《刑法》。清朝《四库全书总目》分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
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
由此可见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大宗之有别支”的说法。由著名学者创作的，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
如《汉晋春秋》。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
它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制，博录所闻，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类别。
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民间编写的史书。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代人徐珂的《清稗类钞》。
有时也用来泛指“野史”。二十五史是中国历代的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
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二十五部史书。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清朝宣统三年，用本纪、列传、表、志等统一的体裁的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