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蒙·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西方他是点石成金的万能富豪，而在苏联和中国，他却是家喻户晓的“红色资本家”，因为他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他又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被邓小平誉为“勇敢的人”，《哈默自传》在中国更是成了颇受欢迎的畅销书。
哈默是俄国移民的后裔，于1898年5月21日生于美国纽约市。他的曾祖父弗拉基米尔是俄国犹太人，曾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以造船而成为巨富。到哈默的祖父雅各布娶妻生子时，一场台风引起的海啸把家财冲刷得荡然无存。1875年，雅各布带着妻子和儿子朱利叶斯移居美国。朱利叶斯长到15岁时，就放弃了学业，到一家钢铁厂当铸造工，以补贴家用。他年轻力壮在工人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了社会劳工党，组织工会，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朱利叶斯19岁时，去应聘当了药剂师。几年后他用积攒下的工资买下了老板的药店，后来又开了两家分店，办了一家制药厂。就这样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成了年轻的资本家。但是朱利叶斯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依然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忠实追随者。1897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郊游中，朱利叶斯与一个年轻的寡妇罗丝一见钟情，不久即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朱利叶斯特地给儿子起名为亚蒙·哈默，据称这取意于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旗徽“手臂（Arm）与锤子（Hammer）”。
哈默出生后仅4个月，父亲朱利叶斯考上了哥伦比亚医学院。在后来的4年中，朱利叶斯既要经营药店和制药厂，又要攻读他的医学课程，但他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做到了学业和事业两不误，终于在1902年毕业。这一成就的取得，对后来哈默的成长影响很大。
朱利叶斯认为治病救人比做买卖赚钱更高尚，便毅然将药店和制药厂卖掉，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地区办了一家诊所，成了一名医生。他行医一生曾拯救了5000多个婴儿的生命。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长大了。哈默是三兄弟中最不听话的，但也是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个。他逃过学经过父亲的教育，他变了，学习从中不溜上升到第一，课余还学会了摆弄无线电，制造飞机模型，并在高中毕业班演讲竞赛中获得了金质奖章。另外他还迷上了诸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白手起家的美国著名企业家的传记，开始四处寻找赚钱的门径。16岁那年，他正在读高中，就成功地做了第一笔“大买卖”。一天他在百老汇大街看见一辆双座旧敞篷车在拍卖，决心要买下来。他向在药店售货的同母异父哥哥哈里借款，并胸有成竹地保证不久就偿还他。原来他已从报纸的广告中找到可做的工作了，即用汽车为一个糖果商送货，每天可得到20美元的酬金。果然两周后，他不仅如数还清了哥哥的钱，获得了这辆汽车，而且口袋里还有钱币在叮当作响。
3年后，即1917年，哈默在完成两年的医学预科课程的基础上，踌躇满志地来到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主管注册的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他后说：“你是朱利叶斯医生的儿子吧？1898年你出生的那年我办理了你父亲入学的申请，今天我又在这里欢迎你。”就这样哈默自豪地成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命运之舟载着他似乎正沿着子承父业的方向前进。
但是有一天，父亲来到校园找到哈默，告诉儿子一个坏消息：他倾其积蓄投资的制药公司濒临破产。而且他本人因身体不好，特别是还想继续行医，没有精力去顾及公司的管理；因此他要求儿子去当公司的总经理，但不许他退学。他强调说：“儿子，我过去就是这么于的，你也可以这样子。”
其实，父亲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默早就跃跃欲试。他极其兴奋地迎接了这样的挑战。为不误学业哈默邀请一个家境贫困而学习优异的同学住在一起，免费供给对方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每天去上课，做大量的笔记，晚上带回给他，供他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有了这个学习的“替身”，哈默就可以专心致力于公司的经营了。他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推销方法，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推销员队伍，并把公司名字也改为响亮的“联合化学制药公司”。哈默终于把发发可危的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雇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500人，产品畅销全国，公司开始跨身于制药工业的大企业行列。
时隔不久，哈默成了哥伦比亚医学院，乃至全国院校中独一无二的正在大学攻读的百万富翁。1919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是625美元，而那一年哈默个人的净收入超过1亿美元。在学习上他的大多数考试成绩是“A”，并被评为毕业班里“最有前途的学生”。1921年6月，他取得了童年时就梦寐以求的医学博士学位。从此人们始终尊称他为博士，尽管他以后从未正式行过医。
这时，哈默决定利用从课业结束到实习开始之间短短半年的间隔，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即去苏联访问。十月革命后哈默的父亲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但由于一次医疗事故，1920年6月，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于是，哈默以200万美元的售价卖掉了制药公司，而花了十几万美元买下一座野战医院以及与之配套的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材，还花了1.5万美元买了一辆救护车，在车身侧面刷上“美国赴莫斯科医疗团”字样。他要把这些作为见面礼物送给苏联人。当时的苏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隔绝，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哈默此行无异于到月球上去探险。就这样23岁的哈默走上了一条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生活的道路。
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在1921年初夏到达苏联。由于旅途劳累，他病倒了。但他毫无怨言，谢绝特殊优待，与苏联人民一起过着战时凄苦的生活。他每天坚持背诵和学习使用100个俄语单词，以便能很快开始工作。
1921年8月初，哈默随一个代表团到乌拉尔地区考察。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惑不解：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宝藏，物产丰富，白金、宝石、毛皮等贵重物品几乎应有尽有；另一方面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奇缺。于是他问带队的苏联人：“为什么你们不出口这些东西换口粮食？”“那不可能，”他们回答，“欧洲刚刚解除对我们的封锁，要卖出这些东西，进口粮食，所需时间太长。而且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民免于饥饿，至少需要100万蒲式耳的粮食。”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哈默头脑中形成。他联想到当时美国粮食大丰收，粮价已跌到每蒲式耳1美元，便提出建议：“我有1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在美国紧急收购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海运到彼得格勒，卸下粮食后，再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毛皮和其它货物运回美国。”哈默的建议很快传到莫斯科，列宁亲自回电表示认可这笔交易，并请哈默速返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列宁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从而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
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哈默组织了美国联合公司，沟通了30多家美国公司，他俨然成了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人。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发现，哈默在苏联办起了铅笔厂。一天他顺便走进一家文具店想买铅笔，但店里只有价格昂贵的德国货。他灵机一动发现制造铅笔是一项新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他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他以高薪从德国和英国聘来技术人员兴办铅笔厂，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短短七八个月，就奇迹般地投入生产，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几年后哈默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把20％的产品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在莫斯科度过了将近10年，苏联成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发迹地，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但是哈默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却是1931年从苏联回美国后开始的。他四面撒网点石成金，不管从事哪种行业，都取得了成功。他就像一名万能的魔术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从大礼帽里变出一只又一只兔子来。他的经营范围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从事艺术品买卖之外，他还涉足无线电广播事业、黄金买卖和慈善事业；而最能显示他的才干的，却是从事威土忌酒和种牛生意。
哈默回到美国时，正值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但他却认为是赚钱的机会到了。他的眼睛虽然盯着艺术品销售的生意，可他的耳朵却在倾听四面八方的信息。他捕捉到一个清晰的信息：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的宝座，如果他一旦当选，实施他的新政，那么1919年颁布的禁酒令将被废除。这将意味着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的需求激增，酒桶数量也会呈现出空前的需求，而当时市场上却没有酒桶出售。哈默当机立断，立即从苏联订购了几船优质木材，在纽约码头设立了一座临时的桶板加工厂，并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酒桶厂。禁酒令废除之日，也正是哈默制桶公司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源源滚下之时，他的酒桶被各制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哈默不满足于当一名酒桶供应商，又插手制酒业，开始经营威士忌酒生意。他接连购买了多家酿酒厂，采取大幅度削价和大做广告等手段，很快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他的丹特牌威士忌酒一跃而成为全美第一流名酒，年销售量高达100万箱。
酒桶把哈默引进了威士忌酒行业，而他爱好吃牛排的习惯又把他引入了另一个领域，即养牛业，并同样大获成功。
哈默闯入养牛业也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埋怨市场上买不到优质牛排，他的一名雇工就建议去买头牛杀了吃。牛买回来了却是一头怀上小牛的母牛。哈默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馋到杀怀孕母牛的地步，于是就把牛放养在庄园里。恰好哈默的邻居是一位养牛专家，专门培育安格斯良种牛，他不仅替哈默买回的那头母牛顺利接产，而且时隔不久又让这头母牛与他的公牛交配，生下了具有安格斯种牛优良品质的小牛。哈默对养牛专家感动之余，也对养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的头脑中闪现出新的商业脑电波：以酿酒的副产品饲养种牛，不失为化残渣为黄金之举。
说干就干，哈默迅速筹建了一家繁殖种牛的大牧场，并花上10万美元买下了本世纪最好的一头公牛——“埃里克王子”。在随后的3年中，仅靠埃里克王子就繁殖了1000头牛犊，其中包括6头世界冠军，为他赚了200万美元。哈默也从此由养牛的门外汉变为种牛业公认的领袖人物。
1956年，哈默58岁。他在商战中积累的财富，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确实打算从商界隐退，携他的第三任新婚妻子，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准备平平静静地安享晚年。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充满诱惑力的石油业把他征服了，他又开始过起“人生始于六十”的新生活，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巨子。
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濒临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其实际资产只有3.4万美元，3个雇员和几口快要报废的油井，公司的股票每股只卖18美分。哈默的一个远亲，是洛杉矶远近闻名的会计师，他向哈默建议，投资这家石油公司。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对石油业的倾斜政策，用于尚未出油的油井的资金无须报税。对于赋闲的哈默来说他无意收购这家公司，但却愿意借给西方石油公司5万美元，让他们再打两口井。如能出油双方各得50％利润，如果不出油，哈默投人的这笔资金可作为亏损从应缴税款中扣除。出乎意料的是，两口井都出油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涨到每股1美元，哈默也尝到了甜头，开始涉足石油业。不久哈默成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1957年7月当选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哈默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建立一个石油王国。他招兵买马物色到最优秀的钻井工程师和最出色的地质学家，1961年终于在加利福尼亚钻探到两个巨大的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跃上升到每股15元，公司的实力也足以与那些世界上较大的石油公司分庭抗礼了。
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号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天下，哈默难以染指。于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哈默，顶住公司内外的压力，把赌注押在利比亚。在别的石油公司放弃的没有希望出油的两块租借地上，哈默锲而不舍，1966年底，终于发现了石油大矿脉，开出两个盛产高级原油的新油田。西方石油公司在哈默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上升，石油勘探范围不断扩大，从国内到国外，从陆上到海洋，先后在中东、北海、南美以及巴基斯坦、中国南海等地找到了丰富的油源。尤以在北海地区取得的成绩最为明显：他的公司进去最晚，却最早出油。1974年，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为60亿美元。到1982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美第12个大工业企业，成为紧挨着“七姊妹”的世界第8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为了更好地适应风云变幻的商界需求，哈默经营的诀窍之一就是从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实行多方位经营。这是他久盛不衰的法宝。
1966年年底，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发现石油后不久，哈默就以8800万元的股票先后买下珀米安与麦克伍德公司、加勒特研究与发展公司。
1968年1月，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涨到每股100美元以上，哈默及时将每一老股改为三个新股，后来每一新股的价格又升到55美元。哈默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公司的股票当货币使用，发展煤炭和化工制品等多种经营。
1968年初，西方石油公司以1.5亿美元的代价买下美国排名第三的煤炭公司——岛溪煤矿公司。该公司年销售额1.5亿美元，原煤蕴藏量达35亿吨。1974年，岛溪煤矿公司的净利润已近1亿美元。
1968年7月，西方石油公司又以8亿美元优先股的代价买下胡克化学与塑料制品公司，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大一笔兼并买卖。
到了70年代，哈默的目光又转向更广阔的领域。
1972年，经过许多政治波折和变化后，哈默与苏联做成了一项长达20年的200亿美元的化肥生意，把美苏贸易推向高峰。
1979年5月，应邓小平同志的邀请，81岁的哈默成为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此后西方石油公司与我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年产1533万吨原煤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博士与我国合作的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1981年，西方石油公司同美国两家主要的肉类加工企业合并，这就使西方石油公司同时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生产肉制品的企业。
就这样西方石油公司的业务构成已由单一的石油企业发展成为包括煤炭、化学、肥料、金属处理等多种类的综合企业。迄今为止它已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销售额近200亿美元，从而跻身于美国有名的大企业的行列。
哈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经营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视金钱如浮云，似乎更关心人类的和平。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许多珍贵的相片，中间的一幅是有列宁亲笔题词的照片，另外还有他与几届美国总统、外国首脑的合影。他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和平与人权会议”的发起者和赞助人。他经常乘坐自己的飞机，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传递和平信息，呼吁并极力促进美苏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经常慷慨解囊支持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创办癌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总统3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他亲自率领医疗小组，去苏联抢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他乐善好施四处捐款，1988年，他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款2万美元。
这位年逾九旬的健康老人，生命力极其旺盛，看上去像60岁，工作起来犹如正值盛年的中年人。他一如既往四处奔波，过着万花筒般忙碌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追求，不断地攀登高峰，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富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