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日甲午海战的较量，实际上是晚清政府精英为了改变中国局面所推出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政府为改变日本局面而推出的明治维新的“比试”，是两个国家改革成果的一次较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舰队真正输在哪里。
第一工业制造能力上的落后。
当时的清朝有四大舰队，从吨位这种数据上来看，表现也不算很差，世界第十。但是清朝的现代舰艇基本来自于外购或者由外方指导建造，中国并不具备完整的军事舰艇的制造技术。
这跟洋务运动的具体内容有关。洋务运动是一次流于表面的改革，它的口号之一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注重对技术或者说技巧的学习，而忽略对西方工业制度的研究和吸收，所以晚清在西方文化这个池塘边是花钱买鱼。
而作为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就要彻底的多，他们从政治制度到文化艺术，再到科技研发工业制造，基本上实现了纳米级的复制。不得不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触及日本文化属性的改革，日本在西方文化池塘边上学会了如何打鱼。
这种区别就造成晚清依然没有建立起系统性的工业体系，没有形成与世界先进生产制度同步的独特的生产制度，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业制造能力落后，各类现代化器械基本上都靠买或者糊弄。
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之前有四年都没有任何的吨位变化，这跟晚清不具备生产制造能力息息相关，所以北洋舰队的船是坏一艘少一艘。而日本却拥有生产制造能力，理论上可以源源不断地扩张海军实力。
有人问洋务运动为什么会这么保守？实际上道理都懂，毕竟洋务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同时也都对西洋政治文化有所了解，但了解归了解，他们受限于自己的文化背景以及时代局限性，很难真正意识到改革最核心的地方在哪里。
第二舰队建设上的落后。
虽然工业制造能力落后，但是就当时而言，更直接的落败原因似乎要归结于舰队的指挥机制。
这里没有一点贬低邓世昌的意思，指挥机制指的是军事指挥的角度，而邓世昌当时是致远号管带，在他上边还有三个领导，最大的领导叫丁汝昌。但丁汝昌也不是战场最高指挥官。
在清朝晚期的军事领域，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基本都属于新军，别看当时晚清政府很弱，但是斗争的传统氛围依然非常浓厚。具体来说就是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指挥。
而日本因为君主立宪制的出现，军事系统相对独立，拥有跟西方国家相类似的军事制度，有层级分明的军事指挥制度，有更高效的军事指挥机制。
所以就作战而言，晚清的军队指挥官在战场上没有最高决策权，他需要把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跟上级沟通，而他的上级很可能因为不在战场而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或者说不能够及时地给出正确的决策，这就导致指挥效率和效果的双重失败。
这就像是给冷兵器时代的军队都换上了机关枪和大炮，但是却没有给他们子弹以及输出火力的方法。
在威海卫之战中，水师提督丁汝昌就是因为得不到上级开火的命令，导致被围困被动待援，最终自杀身亡。
所以在我看来，舰队制度建设上的落后是悲剧中的悲剧。
总体而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北洋舰队的失败，而是北洋舰队背后，洋务运动以及清廷统治阶层的失败、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失败。
晚清错过了最后的机会，或者说历史用一种残酷的方式证明了封建制度的落后。这种涉及到整个族群的在思想上的落后，最终以一种噩梦般的结果作为代价。
自甲午战争过后，中国在接下来半个世纪中破碎飘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最终将侵略者赶出家园。
从某个角度来讲，甲午中日战争是给封建时代化了个句号，同时也让第一批先知先觉者意识到救亡图存的重要性，它成为了新时代的序幕，尽管这个序幕显得悲壮而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