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德国历史上的纳粹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之所以能够收到很多人的疯狂追捧，很多人都认为这要归结于希特勒本人超凡的演讲才华。虽说不可否认希特勒的演讲天赋，而且希特勒的声线是极具穿透力的，这事收到很多后世科学界研究所承认的。但是说句实在的，单单就靠着一个人的演讲才华和个人魅力其实是很难做到让当时的德国每一个士兵都为之战斗到最后一条巷子、最后一个楼层、房间。也就是说这里面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需要把这个原因慢慢展开，才能透彻理解。
德国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帝国与共和国交叉出现。第一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出现了德意志联盟，虽然那时候还有个哈布斯堡皇帝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领袖，但帝国经历拿破仑铁蹄的践踏之后，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多达三百多个小德意志诸侯国。腓特烈苦心经营的普鲁士已然崛起，随之奠定的还有普鲁士精神的基础。到俾斯麦时终于统一起了一个小德意志，即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战使得威廉二世下台，第二帝国灭亡后就进入了容克贵族主导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但这个共和国命运多舛且持续时间短暂，之后便迎来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二战使得第三帝国灭亡，德国在经历了分裂的冷战时期后，终于在1989年迎来统一并成为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既然德国有这个特点，必然会给德国社会的思想潮流打下深刻的烙印，即每当处在帝国时期的时候，社会就会倾向于周边早已爆发各种民主革命的英法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潮，而每当处在共和国时期的时候，社会又会反思自己民族每次都只有在帝国时期的时候才会出现统一与大繁荣。就这样摇摆不定的德意志民族产生了诸多在外国看来特别不可思议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德意志联盟时期，从皇帝到国王，再到公侯伯子男，一系列封建专制体系的阶层与庄园都是很完善的，但皇帝却不是继承制，而是要从各大选帝侯(即较大的几个诸侯国)里选一个，这在当时其他任何一个专制王权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到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后，需要皇帝来任命宰相，宰相再来组织内阁统治这个帝国，也就是说权利又完全集中到了皇帝手里。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标准的专制帝国，却在俾斯麦手里玩的翻了“四翻”。
第一翻在一个帝国里俾斯麦却允许议会的存在;第二翻，议会却不能对国家任何政策作出决策;第三翻，虽然没有任何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议会却可以管钱，也就是说俾斯麦让自己组织的内阁来下达全国的各类国家政策，但所有的政策又都需要钱，而给不给拨款要看议会通不通过，貌似议会掌握着国家命脉;第四翻，内阁未得到议会通过的政策依然可以随便执行，如果事后证明内阁是正确的，议会需要纠错。也就是说比如俾斯麦想要制定某一个政策，议会开会讨论后认为这不行，于是便可以不给拨款，而俾斯麦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人脉选择自行筹款，继续施行自己的这个政策，过了两年发现这个政策确确实实给国家带来了好处和进步，那么议会就必须替俾斯麦还上这笔钱。
不得不说俾斯麦的开创性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那么这种特殊性跟纳粹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正是俾斯麦时期给了德意志以极大的民族自信，使得他们对于英、法、美三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模式并不感冒，也就是说自家有自家过日子的方式，不必模仿任何别人的模式。但一战结束了这一切，新来的魏玛共和国是一种几乎完全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如果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一直像魏玛初期那样好的话，也许这种“效仿”能一直延续下去，恰恰这时候周期性的全球经济大危机来了。
魏玛时期各种社会政党层出不穷，而且都有各自五花八门的主张。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声音的是“虽然我们占有者绝大多数资源，但在威廉二世时期我们就拥有这一切，且那时社会阶层稳定，现在的绝对自由使我们失去了绝对地位”;中小企业主、中低公务员、教师、手工业主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声音是“经济自由竞争是对的，但应该反垄断并兼顾社会公平，最好是能维持俾斯麦时期定下的那些社会稳定模式，而不应进入完全放纵式的自由模式”;而无产者的声音是“这种自由换来的是我们在生产线上机器一样的生存模式，在现有各阶层资本占有量的基础上，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是不可能爬到容克阶层的，因此必须要有一场革命，来重新分配”。
综合以上各种思潮，再来看纳粹，就很容易理解纳粹到底是个什么具体概念了。用戈培尔的话说：“纳粹，就是反对一切现有社会模式。”它反对容克贵族的传统主义、反对中产阶级的独善其身主义、更反对苏联，甚至还反对俾斯麦的小德意志民族主义。这种所有现有事物都反对的主张，使得全国上下只要心中有对现有社会有任何不满的人，都能在纳粹那里找到自己所认同的声音，进而就转向了支持这个可怕的纳粹主义。
如果说纳粹是一个已经很明确什么都反对的政党的话，那么总得有一个自己的主义吧，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这套“理论体系”就出来了，即种族主义。通俗的讲就是“日耳曼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又分为不同的等级，而犹太人是最劣等的民族。根据各个种族的等级，有的应该联合起来，有的应该对他们镇压和统治，有的应该让他们灭族。在占领其他民族所生存的土地的过程中，为日耳曼民族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以便让这个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优秀民族来统治整个世界，如此一来，德意志乃至世界上的所有现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那么犹太人又招谁惹谁了呢?他们只不过是因历史背景而被希特勒挑选出来的“替罪羊”。既然是替罪羊就得替人受罪，替的这个“人”其实是德国人自己，或者说是经济危机。而受的罪就是至二战结束总计被杀害约600万人。而历史背景就是因为自从犹太人失去自己的国家流入欧洲后，由于宗教、黑死病等种种原因，千年来一直被欧洲人排斥，他们无法从事当地的宗教、公务等活动，只能从事最下层的商业活动，而当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从中世纪迈出来发现，商业活动才是最值得去做的。但此时犹太人通过千年的积累已然成为了商业的代言民族，比如二战前的美国金融业、出版业几乎都是被犹太人控制的。
经济危机使德国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于是希特勒抛出了“这一切灾难都是犹太人造成的”的荒谬理论，还捏造了“犹太人想通过商业控制和灭亡欧洲”的理论。德国百姓环顾四周一看，街边的商铺基本都是犹太人开的，一部分浑浑噩噩的就信了，另一部分心里明白，但在生活压力及利益的驱使下也跟着装糊涂、打砸抢。
找到替罪羊还不足以让当时的德国人对希特勒崇拜至极，因为你只是找到了让经济下行的所谓“罪魁”，那你能让经济上行么?
1933——1938年，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希特勒就兑现了他对于忍饥挨饿的德国人“每个家庭餐桌上都有面包和牛奶”的诺言，他所开启的大规模德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仅解决了当时德国面临的巨大失业压力问题，还修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和第一个国家高速公路系统，还有铁路、水利大坝等诸多至今都是德国基础设施命脉的建筑，除此之外还有那张希特勒脑海里宏伟的、专属德国古典主义的、未来得及施工的、由施佩尔主笔的建筑图纸。
后世人回顾这段历史，是很容易发现问题所在的，这种做法根本无法使德国经济持续发展。但就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德国人看来，这就是“救星”。就像兴登堡还活着的时候所不能理解的一样，国家明明没有钱，还欠外国那么多赔款，你修那么多高速公路有什么用?解决就业不也只是临时性的么?高速修完了之后这批人不还是要面临失业?而希特勒的脑海里却是在下一盘大棋，这种解决就业的方式确实是临时性的，他也深知单靠这样做迟早要暴露，更不可能单靠内政政策慢慢恢复经济来偿还一战的战争赔款。
他所想的是：压在德国人头上最重的赔款问题，根本解决办法就是——不还，不仅不还，还得把之前输掉的战争再赢回来，为“日耳曼民族扩展生存空间”。击败并吞并他认为该吞并的国家，哪里有资源就从哪里取资源，一步步缔造他心目中所谓的“千年帝国”。尽管他修建基础设施的举措在经济学上看似是水月镜花，但对于希特勒的整盘棋来说确确实实得到了他将来要为战争而用的高速公路，以及因经济快速得以改善而对他本人的崇拜无限升级的德国民心。
这一切都将当时的德国人拖入一场无边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