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唐代确立了一种称为「租庸调」的赋役制度，主要是配合均田制的施行。所谓租、庸、调，即指田租、力役和户赋。唐代规定丁男十八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老死还官。人民向政府取田而登记户籍,政府依据授田纪录而向人民征收租庸调。均田制以男丁为单位而授田,租庸调制也是以丁作为征收对象。又因为均田制中所有领田者,皆领定额的田,故此制中以廿一至六十岁的男子为丁,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
2、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创两税制，核心内容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税制的失败，不仅说明流通经济相当发达的官僚社会，不可能再把土地与农民束缚定着起来，还说明这种社会由长期因缘积累所逐渐形成的门阀及其有关的社会政治势力，再不会允许他们把已经领有或将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权力，交到中央政府统制支配。所以为了适应这两种客观情势，唐代统治者体验到维持统治的最安稳最聪明的办法：不在垄断土地分配权，以长期控有赋税源泉，而在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这即是代替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而出现的杨炎两税法。
两税法的精神，不在字面的每年两次征收，而在于把此前有国家统制分配土地规制，从根本上取消了。也许正因如此，杨炎在旧历史学家的心目中，就被视为是罪大于商鞅的。把杨炎比商鞅，正说明了废均田与废井田同样重要，在应时达变，解放社会生产力而言，商鞅功不可没，杨炎是同为不可没的。
3、方田均税法，王安石变法实行的政策之一。熙宁五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历史作用：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方田意指清丈土地。北宋初年各地田赋不均，地主富豪相率隐田逃税，赋税负担都加在了中小地主和农民身上。仁宗时郭谘和孙琳用千步方田法清查州肥乡县(今属河北）等处民田。后曾几经试行推广此法，但几试几罢。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五年(1072)推行方田均税法。其法以东西南北四边长各一千步作为一大方(相当于当时的一万亩)，四边长各一百步作为一小方，即方田。首先对已经耕种的各州、县土地进行清丈，核定各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井按照田地的地势、肥瘠，把田地划分等级，制定地籍，分别规定各等级的税额。还编造方帐、庄帐、户帖和甲帖作为存案和凭证。田产和税额俏有转移，官给契，县置簿，并以所方之田为准。方田均税法不仅限于北方诸路，在南方许多地区也曾推行方田均税法的施行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消除了隐田逃税之现象，增加了赋税收入，一定程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它却侵害了豪强地主阶级的利益，遂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基本废止。至宣和二年(1120)完全废止，已清丈的方田也仍照旧法纳税。
4、一条鞭法；明代中叶后由张居正一手搞起的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5摊丁入亩
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源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此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客观上是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
摊丁入亩的做法：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