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志林》里有篇文章，题目叫《司马迁二大罪》。文章开头写道：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闇于大道，取以为史。
商鞅变法牛，厉害，上到天子，下到草根，都服。且慢这一切在苏轼这里都成了吹牛皮，没有的事儿，全是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论”。可惜苏轼并没有给出得出此结论的证据和论证过程。
《史记》，了不起，伟大。但再伟大也有错误的地方。司马迁是人不是神，他所能见到的材料也有限，有些今天能看到的在他之前的古人的东西，他看不到；今天的考古学，那时没有；C-14等手段，连想象也不敢。虽然他也拼了老命，做到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苏东坡不讲这些，一句“闇于大道”的大帽子，足够了。
苏轼继续写道：
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
所谓的“先黄老，后六经”，是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在儒家的信奉者们看来，圣人的六经才是最大的真理。做什么事必须把这面旗帜高高举在最前面最高处才行，断不能放在次要位置。“盖其小小者”，是相比于下面将要说的“大罪”而言的，但不是没问题，问题是政治不正确。
读《孔子世家》，不难发现，司马迁对孔子是怀有极大敬意的。但就像有人尊敬释迦牟尼，并不一定就会剃头当和尚一样，司马迁并不是儒家的孝子贤孙。他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而他继述其父所学之外，又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他是一个综核百家，学究天人，自成一家的人物。如果一定要给他贴上一个标签，我觉得道家更适合他。司马迁郑重记录的《六家要旨》一文，对阴阳、名、儒、法、墨五家的每一家，都是有褒有贬，唯独对道家都是肯定的话。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可以称之为“法自然”的思想，这也是属于道家的观念。读《平准书》、《货殖列传》，自然明白。
你可以骂道士不把佛经放在道经前面吗？
我可以骂司马迁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吗？
可以当然可以，而且必须可以。
班固、苏东坡就是这样的神逻辑。
更神的是苏东坡认为“论商鞅、桑弘羊之功”是司马迁的二大罪恶。
真不知道苏东坡怎么读的《史记》。在司马迁笔下，所谓的商鞅之功，只是司马迁所做的客观性描述，而他对于商鞅的“刻薄寡恩”，是从内心非常反感的。桑弘羊司马迁作《史记》时还活着，不可能给他作传，除非他是汉武帝。对于所谓的桑弘羊“不加赋而上用足”之“功”，主要记载在《平准书》里。但是那根本是司马迁对汉武帝、桑弘羊们与民争利、算入秋毫的声讨书啊。
“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有么说么，这是司马迁著史的原则。他可以讨厌商鞅、桑弘羊们，他也不隐瞒对他们的讨厌，可对于他们的事实，所谓的“功”，也不会装作看不见。
在苏轼这里怎么成了罪状了？
中国历来有个不好的传统：对好人，变着法地说好，造神，完美化；对坏蛋，脏水可劲地泼，弄臭，妖魔化。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蛋，也没个准谱。今天香明天臭，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
这种路子现在还大行其道。
一定要司马迁只说商鞅、桑弘羊们的罪恶，而不说他们的“功”，才对？
苏轼就是这样想的。在他看来司马迁论了他们的“功”，使后来的世主有样学样，都变坏了，这个责任就是你司马迁的。
殷纣王表示不服。
周厉王强烈反对。
苏轼继续论述：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
秦国富强和商鞅无关？
那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怎么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呢？
没关吗？还是作《上神宗皇帝书》的苏轼是个假苏轼？
富强没商鞅的份，而“子孙无遗种”的锅，却要商鞅背。
贾谊气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写什么《过秦论》，白费劲了！
说完老商说老桑，苏轼又写道：
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
误解司马迁请出司马光，让他给自己站台，老苏要放大招了。
司马光的《迩英奏对》，写自己和王安石辩论。针对王安石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观点，他说：
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用此司马反对彼司马，有趣。只是司马光认为司马迁是讥讽汉武帝，而苏轼认为不是，是的话那就不是司马迁的大罪了。
所以因此是以，必须，不是。
苏文以下内容和司马迁没关系了，不说。
王安石有《商鞅》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商鞅、桑弘羊必须被骂。没办法历年来都按这么个套路来玩的。
骂他俩就可以了，怎么还把账算到司马迁头上呢？聪明如苏学士，真看不懂《史记》？
东坡先生啊你这是弄得个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