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特别是书法艺术与中国古代的诗文词赋楹联和中国画的画境有紧密的联系。书家在进行书法创作的时候，往往是与诗词文章歌赋同时的。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李白之《上阳台》、颜真卿的《祭侄稿》《争座位贴》、苏轼的《寒食帖》、黄庭坚的《松风阁诗》等等，就是文章之美、诗歌之美完美结合的样本。至于题画诗的书画诗意画境的互相生发就更是举不胜举。只是今天的书家画家的综合艺术表现能力远远不能与古人相提并论，往往只在书写本身用工，丧失了许多艺术的丰富性和艺术内涵的广延性。下面结合楹联艺术这种今天尚被书家广泛应用的艺术形式略作讨论，以见人文之美，书法艺术的综合之美的丰富性、人文性与独特的精神价值。
楹联书法艺术，是楹联文学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楹联的出现和独立，一开始就与书写和装饰分不开，其渊源可追溯到后蜀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联，该联的创作，就是用以作门联用的。所以楹联与书法之美往往是二美相合而相生。好联配好书书联共增辉。
楹联书写与中堂、条幅、横幅、斗方、扇面、册页的书写一样，是书法家常用的一种书法表现形式。通过书法艺术的创造，把平面的对联语言形象立体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从而更加形神兼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一幅好的楹联书法作品，既要有好联语的内涵支撑，又要有好书法的外观表现。联语借书法的笔韵墨趣，更显汉字多姿多彩的形体美，书法又因联语的字词优美，对仗工丽、音韵和谐、蕴含耐人寻味的诗意美而趣味横生，增加其文化底蕴。联语渗透并浓缩了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感受与感悟，有诗的意境和诗的韵味，获得历史人文的深度蕴涵。书法借助笔墨线条的形质、力度、节奏、神采传递出人格、气质、情感并与对联所展现的人文内涵相生发。所以楹联与书法结合，珠联璧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楹联是书法文化特别是现代书法文化的重要载体，因为有了楹联书写的需要，书法创作获得了极大的动力。书法的装饰性，艺术美又促进了楹联创作的需要。在一种良性的互动中，将中国楹联书法文化的魅力展示的淋漓尽致，彰显出中国文化的极大的影响力。
古往今来楹联书法艺术渊源流传，其具备以下功能：增添吉庆，活跃气氛，警策励志，缅怀哀思，警世喻世，装饰美化。如今悬挂在云南昆明大观楼、孙髯翁所撰的“古今第一长联”，由书法家、楹联学家赵藩三十八岁时应云贵总督岑毓英所请而书，书法刚劲圆润，与孙髯翁的长联相得益彰。赵藩书法造诣极深，宗颜真卿、钱南园，深得南园刚劲灵动之气，结体用笔又有自己之风格，其书法苍劲朴茂，有骨力而不失丰腴之态，为清代滇中四书家之一。赵藩撰书的武侯祠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不仅对联精彩，发人深省，而且书法也朴茂沉雄，厚重端严，为海内所重。因此赵藩所书写的《大观楼长联》、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因为其书法美与楹联艺术美的完美结合，在很多地方都被商家制作成镇纸等工艺品广泛的出售传播。赵藩的联作与其书法皆臻佳境，其楹联创作水平高，作品丰富众多，集中收入《介庵楹句正续合钞》中。单《合钞》一书就录存了542联。在昆明等云南的名胜古迹中，除了昆明《大观楼长联》外，如昆明金殿牌坊匾额等，皆多有他的手笔。可以说赵藩的楹联创作与书法艺术是滇中楹联书法艺术之楷模。民国时代的陈荣昌、袁嘉谷、周钟岳、李根源等，都是楹联大家，又是著名书家，书法水平都极高。他们的创作成为文人书风与文墨风流的体现。当代云南书法家中，如李群杰先生、周善甫先生、赵翼荣先生、杨修品先生等都是诗文书法和楹联创作水平很高的艺术家，体现出了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赵翼荣撰书对联如：“山水入怀诗自雅；竹梅在壁韵尤高。”“水惟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等书房联；以及风景名胜如翠湖海心亭联：“百亩碧漪经雨洗；四围绿柳任风梳。”等等。这些作品要么蕴含丰富的人生趣味，独特的人生体悟，要么写景如画，生动形象，为三迤大地增光添彩。赵先生常常与好友相对，临案作书作联，极富文人吟咏之美，为文化教育界同仁和书法楹联爱好者创作了许多书联俱佳的作品。如1991年，云南师大中文系为全省师范学校办了一个书法教师培训班，其时云南书法界李群杰先生、周善甫先生、赵翼荣先生、杨修品先生、刘正强先生、冯国语先生都亲自为书法班开课，他们不仅教授书法技巧，也在创作实践课的示范活动中展现了深厚的诗文对联写作功底。当时我请赵翼荣先生为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张德鸿先生写一联，赵翼荣先生问我张先生主要研究方向，我说是先秦两汉文学。于是当场撰书一联曰：“文取先秦成达论；德昭后学见鸿才。”书与联俱佳，而且巧妙嵌入“德鸿”二字，所写对联的内容很符合张德鸿教授的学问取向与品格修养，贴切准确。岁月如梭张先生已归道山。于今追忆雪泥鸿爪；当年情景，犹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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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书法文化还与儒道佛思想的传播联系在一起。很多楹联悬挂于佛教的寺院、儒家的庙堂、道家道教的寺观，阐释和传播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其影响力往往是一般的教科书所难于企及的。书法楹联文化模塑着中国人的人生观、哲学观、文化观、世界观，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思想传播的有力武器。
书法与诗词楹联的结合，不仅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传统，就是在东方的其他国家如日本与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被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化的存在方式。如徐梵澄先生在《说“书”》（《徐梵澄随笔·古典重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一文中介绍在西德科伦城举办的一次日本书法展览会，展示的就主要是大量的日本僧俗各界的书法作品，也有部分是中国僧人的传到了日本的作品。展现了日本高等文化生活的浪漫理想，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趣韵，与中国汉字文化的和谐的审美精神。在日本僧人的作品中，大量谈禅说道，但正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趣味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很有意思的是日本文化在对中国文化精神学习和承传的过程中，总是要向前推进一步，到达更加精细更加抽象的致思境地。如大道一以（1292—1370）的草书遗偈横幅：
无生一曲调满虚空；
阳春白雪碧云清风。
再如檀兮心凉（1301—1374）的立轴：“即心即佛”；清岩宗渭（1588—1661）的立轴：“松无古今色”；以及如一休宗线（1394—1481）立轴：
大灯佛法没光辉，龙宝山中今有谁？
东海儿孙千载后，吟魂犹苦许浑诗。
等等书法的水平有高低之分，与中国所谓书法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但其中所体现的趣味则很美，都很富有禅意，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展现，但更有日本僧人的轻灵幽深之旨。至于荻生徂徕（1666—1728）立轴草书为：“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则直接是唐人诗句。仙厓群梵（1751—1837）的立轴行书为：“不读东鲁书，争会西来意。”都显示出其佛禅精神中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髓的体悟。至于卷菱湖（1777—1843）的隶书对联：
架满图书争羡邺俟芳躅；
轩盈松菊堪称彭泽高标。
则是楹联与书法结合的佳作，是中国文化、中国楹联艺术与书法文化精神的承继。至于这次“日本书法展览会”中，中国僧人如兰溪道隆（四川人，1213—1278）、无学祖元（浙江人，1226—1286）、清拙正澄（福建人，1274—1339）、一山一宁（浙江人，1247—1317）、木庵性瑫（琼州人，1611—1684）、即非如一（福建人，1616—1671）等的书法作品，真行草书都有，内容有禅诗，如清拙正澄的《寄钳大冶藏主》：“吴楚江山已遍游，更无一法可驰求。栴檀林下金狮子，刍草原头白牯牛。手打太虚鸣嚗嚗，心涵古井冷湫湫。海东布衲如公少，大冶精金绕指柔。”有禅句，如木庵性瑫立轴：“空野夕凉多”。有禅偈如即非如一：“扫空佛魔，不留痕迹，特地全彰，剥却编节。”书法更旷放，也更合法度。其书写情况有在国内书写，携往日本的，也有在日本写的如一宁的草书立轴：“寒流少室齐腰恨，冻结鳌山客路情。一夜打窗声淅沥，又因闲事长无期。”其书法较日人之灵动清轻之作更显沉重有法。好玩的是他们都作为日本书法展的内容展示给西方的观众。但由此正可以见出书法文化的传播与楹联诗词文学精神的播越在文化交流与文化风尚、审美趣味模塑中的作用。
书法与诗词楹联文章辞赋的结合，使书法为诗文增美，得于更好的传播；同时诗文词赋楹联的美也与书法相得益彰，丰富了书法的审美内涵，提升了书法的人文精神蕴含，使书写者创作者的精神境界审美心胸更好的与书法的造型艺术关联起来，造就独特的审美风格。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就是如此。当然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说书法美与文学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可以建立起书法与文学的关系的，只有汉语汉字这一独特的造型样式和单音节表达方式才成为可能。这就是汉字书法的形象性独特性所在。中国书法艺术在邻邦的被珍视，与我们对自己文化的随意的对待，也可以作为他山之石。彼邦以中国文化塑造自我文化的努力与我们拥有丰富深厚的文化传统却视而不见的盲目，也可以引起我们的文化之自觉的思考。
